善思录：陆天然/文

在江苏北部的淮安、盐城、连云港等地，至今流传着一句耐人寻味的俗语：“问我祖先在何处？江苏苏州阊门。”这句代代相传的口诀，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尘封六百年的人口迁徙史。当地方志、族谱与民间记忆相互印证，一个清晰的历史轮廓逐渐浮现——元末明初那场声势浩大的“洪武赶散”，让苏州及周边百姓的足迹遍布苏北平原，而历史深处的双向流动，更让两地的血脉与文化在时光里交织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乱世后的土地：苏北的凋零与苏南的余裕

元末明初的江淮大地，是烽火与灾荒交织的炼狱。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点燃红巾军烽火，到朱元璋与张士诚在江南的割据混战，苏北始终是主战场之一。高邮之战、徐州攻防战、淮安拉锯战……连年兵燹让这片曾经的鱼米之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淮安府志》记载，当时的淮安城“城郭毁于兵火，田畴尽为荒墟，十室九空，炊烟断绝”。

更雪上加霜的是，黄河频繁改道与淮河泛滥，让苏北平原沦为泽国。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洪水吞没了淮安、盐城大片土地，“漂没民居数十万，死者无数”。灾荒与战乱的双重打击，使得苏北人口锐减，据史料估算，至明初时，苏北地区的人口仅为元代鼎盛时期的三成。

与苏北的凋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南苏州一带的相对稳定。苏州地处太湖流域，水网密布，农业发达，且在元末张士诚割据期间，采取了轻徭薄赋、保境安民的，吸引了大量流民归附。尽管朱元璋灭张士诚时，苏州经历了短暂的战乱，但整体社会经济基础未遭毁灭性破坏，人口密度仍居江南前列。《苏州府志》载，明初苏州府人口达235万，是当时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这种南北失衡的人口格局，为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埋下了伏笔。对于刚刚建立明朝的朱元璋而言，恢复苏北的农业生产、巩固王朝统治，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而迁移人口密集区的百姓填补荒芜之地，便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二、洪武赶散：一场被“捆绑”的迁徙

明洪武初年，朝廷正式颁布迁徙令，史称“洪武赶散”。这场迁徙的核心区域，便是从苏州阊门出发，向苏北各地扩散。阊门是苏州城西北的重要城门，也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水陆码头，成为官方指定的移民集合点。

关于迁徙的细节，民间记忆与史料记载相互补充，勾勒出一幅充满艰辛的画面。据《盐城县志》记载，移民多为“苏城阊门一带居民，被官府强征，捆缚迁徙”。“赶散”二字，道尽了这场迁徙的强制性——百姓并非自愿背井离乡，而是在官兵的押解下，带着简单的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许多族谱中都有“被编为军户，绳捆索绑至苏北”的记载，甚至有传说称，移民途中若需如厕，需向官兵申请解开手上的绳索，“解手”一词便由此而来。

迁徙的路线主要沿京杭大运河向北，经扬州、高邮，进入淮安府境内，再分散至盐城、连云港、宿迁等地。这段旅程往往耗时数月，老人、孩童因体弱多病殒命途中者不在少数。到达苏北后，移民们面临的是荒芜的土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对故乡的无尽思念。他们在废墟上搭建茅屋，开垦荒地，用江南带来的农耕技术改良盐碱地，一点点在异乡扎下根来。

官方为鼓励移民定居，采取了一系列：分给土地、减免赋税、提供耕牛农具。《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年间，苏北移民“垦荒者，永不起科”，即新开垦的土地永远不征收赋税。这些虽未能完全弥补迁徙的苦难，却为移民们在苏北的生存提供了基本保障。据统计，仅洪武年间，从苏州及周边迁入苏北的移民便超过50万人，占当时苏北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三、血脉的延续：族谱、民俗与“双向记忆”

六百年岁月流转，当年的移民后代已在苏北繁衍生息数十代，但“苏州阊门”的印记却从未被磨灭。这种记忆最直接的载体，便是遍布苏北各地的族谱。

盐城《王氏宗谱》开篇即言：“吾族原籍苏州阊门，明初迁盐邑，卜居于此。”淮安《李氏家乘》记载：“洪武三年，始祖自苏迁淮，垦殖于清江浦。”连云港《张氏宗谱》更详细记录了迁徙路线：“自阊门登舟，沿运河北上，至海州下车，定居南城。”这些族谱如同一条条无形的线，将苏北人与苏州的历史连接在一起。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陆教授在上海南京路的粤港潮楼海鲜中餐厅（永安店）组局小聚，席间，江苏太仓籍著名文学家凌鼎年先生的一番话，更让这段迁徙史有了生动的现实注脚。凌先生深耕江南文化研究多年，他笑着说：“常听苏北朋友说老家在苏州，其实倒过来讲也有意思——不少苏州人的根，反倒能追溯到苏北去。”这话并非空谈，他解释道，洪武赶散是元末明初的人口流动潮，但历史上的苏北人口往来从来不是单向的。早在上古时期，苏北的徐夷、淮夷部落便与苏南的吴越族群有交融；汉唐时，因战乱或官职调动，苏北人南迁苏州的记载也屡见不鲜。这种双向流动，让两地的“老家记忆”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众多姓氏的双向迁徙中，陆氏家族的脉络尤为清晰，堪称这种“互认老家”的生动注脚。苏州陆氏本是江南望族，自汉代起便在吴地扎根，三国时陆逊家族镇守江东，唐代陆龟蒙以诗文名动姑苏，明清时更有“吴郡陆氏”科举连绵、文脉不绝，至今苏州平江路仍留存着陆氏宗祠的旧址，门楣上“世笃忠贞”的匾额，见证着这一族群的深厚根基。

而在苏北的盐城、淮安等地，陆氏族谱里几乎都刻着相同的起点。盐城《陆氏家乘》开篇明言：“明初自苏州阊门迁盐，始祖陆公讳德，携三子垦荒于灶河之畔。”淮安陆氏祠堂的碑记则记载，洪武六年，苏州陆氏一支被编入军户，沿运河北上至淮安府山阳县，“披荆斩棘，筑宅立祠，以‘怀苏’为堂号”。这些记载与苏州陆氏宗谱中“明初族人流散江北者众”的记录相互印证——当年“洪武赶散”中，苏州陆氏或因被强征迁徙，或为避战乱主动北迁，最终在苏北平原开枝散叶。

凌先生的话与陆氏的故事，在民俗文化中能找到不少印证。苏北许多地区的方言中，至今保留着吴语的痕迹。盐城话中“家”读作“ga”，“茶”读作“za”，与苏州话发音相近；淮安方言中的“不碍事”“笃定”等词汇，也源自吴语。而苏州话里的一些土语，细究起来竟带着苏北的硬朗——比如“夯”（意为“笨”），便与徐州方言中的“憨”同源。在饮食习惯上，苏北人爱吃甜食、擅长制作糕点的特点，与苏州饮食文化一脉相承。盐城的“藕粉圆子”、淮安的“茶馓”，其制作工艺均可追溯至苏州传统点心；而苏州人钟爱的“盐水鸭”，做法里也藏着扬州、淮安一带的卤制技巧。

更令人动容的是民间的寻根习俗。每年清明前后，苏北都有不少人前往苏州阊门寻根祭祖，其中便有盐城、淮安的陆氏族人，他们在苏州陆氏宗祠的族谱墙上，总能找到与自家谱系对接的名字；而苏州一些家族的族谱里，也清晰记载着“先祖自淮泗迁来”，陆氏便是典型——清代《苏州府志·氏族志》记载，康熙年间淮安陆氏族人陆士楷中进士后赴苏州任职，举家定居吴县，“修祠续谱，既存淮安祖茔之记，亦录苏州本宗之源”，如今苏州陆氏宗亲会的档案里，仍保存着时期淮安陆氏寄来的《联宗信》，信中写道：“虽隔江淮，实同根蒂，愿岁岁相往，不忘本源。”

尽管当年的阊门早已在历史变迁中改建，但“阊门遗址”前的石碑上，密密麻麻刻满了苏北姓氏；而徐州户部山的古民居墙上，也留存着“源自姑苏”的砖雕——这些都是两地血脉相连的见证。这种跨越六百年的文化认同，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地域概念，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

四、融合与新生：迁徙背后的文化密码

“洪武赶散”与历史上的双向流动，意义远不止于人口的迁移。它本质上是一场持续千年的文化融合，让江南的精致与苏北的厚重在碰撞中孕育出新的地域文化。

移民们将苏州的纺织技术带到苏北，使得盐城、淮安一带逐渐发展出颇具规模的棉纺织业，在明清时期成为“南布北运”的重要产地；他们带来的园林营造技艺，在淮安、扬州等地落地生根，形成了兼具江南灵秀与北方雄浑的园林风格；甚至苏北的民间戏曲，也融入了苏州评弹的韵律，形成了独特的“淮剧”唱腔。而南迁的苏北人，则将北方的戏曲元素带入苏州，昆曲的武戏身段里，至今能看到徐州梆子的影子；苏州的造船技艺，也因吸收了淮安漕工的经验，在明清时成为全国翘楚。陆氏家族的流动更具象地体现了这种融合：北迁的苏州陆氏将江南的桑蚕技术带到盐城，使当地“蚕桑之利甲于江北”；而南归的淮安陆氏则将苏北的农耕经验带入苏州，在太湖边改良水稻品种，其后人陆润庠在光绪年间官至大学士，既传承了苏州文人的经世之才，也带着苏北人的务实坚韧，成为两地文化交融的代表。

这种融合也体现在性格特质上。苏州移民的精明细致与苏北本土的豪爽耿直相互影响，塑造了苏北人既务实肯干又重情重义的性格；而南迁的苏北人，也为苏州文化注入了几分坚韧与开阔，让这座江南古城在温婉之外，多了些经世致用的锐气。对彼此故土的共同记忆，更让苏北人在面对地域差异时，多了一份理解与默契。

六百年前，一场迁徙让苏州与苏北的命运开始紧密相连；而千年来的双向流动，早已让两地的血脉与文化交织成无法分割的整体。那些从阊门出发的移民，带着对故乡的眷恋在苏北创造新的生活；那些南迁苏州的苏北人，也在江南的水土里延续着故土的基因。或许，这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所谓“老家”，从来不是单向的回望，而是彼此映照的记忆，是在流动中不断生长的根脉。

作者简介：

陆天然，法学硕士，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现任东华大学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中国自贸区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全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智库”首席专家库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委员会（简称：权工委）高级顾问。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改革报福建记者站站长和研究室（言实）互联网时代方课题组组长，著有《互联网时代方丛书》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