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主要作品：《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之一》《迎神曲十二首选四》《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之二》《西湖杂感二十首选六》《古诗赠新城王贻上》等。字号：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所处时代：清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江苏常熟。出生时间：1582年10月22日。去世时间：1664年6月17日。别称：东涧老人，虞山先生。主要成就：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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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门春仲送李生还长安》、《金陵后观棋》、《金陵后观棋绝句六首·选一》、《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之一》、《西湖杂感二十首选六》、《和盛集陶落叶》、《吴门春仲送李生还长干》、《西湖杂感（六首）》、《碧云寺》、《众香庵赠自休长老》、《后秋兴之十三（八首选一）》、《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己亥七月初一作之二》、《迎神曲十二首选四》、《古诗赠新城王贻上》、《告别戏题十四绝句》、《雨不止题壁》、《棹歌十首为豫章刘远公题扁舟江上图》、《西湖杂感·方袍潇洒角巾偏》、《后秋兴之十三八首·其二》、《西湖杂感·潋艳西湖水一方》。
二、介绍
钱谦益（1582年—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末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瞿式耜、顾炎武、郑成功都曾是他的学生。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授编修，参加过东林党的活动。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后被革职。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仕清以后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史学、佛学，是为东林巨擘，一反明朝公安派与竟陵派文风，倡言“情真”、“情至”。崇祯元年（1628年），任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遭温体仁、周延儒排挤，被革职。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弘光朝廷礼部尚书，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 最后钱谦益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多铎迎降，史敦《恸余杂记》记：“豫王（多铎）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剃去头发）辫而入矣。”时人有诗“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仕清后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任《明史》馆副总裁。被人嘲笑为“两朝领袖”，顺治三年（1646年），托病回乡。顺治四年（1647年），因黄毓祺反清案被捕入狱，顺治五年（1648年），柳如是四处奔走，救出了钱谦益。钱对此感慨万千：“恸哭临江无孝子，从行赴难有贤妻”。康熙三年（1664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34天后，柳如是自缢身亡。家有绛云楼，以藏书丰富著称，后毁于大火，所遗书籍，尽数赠给族曾孙钱曾，钱曾死后，其书尽归泰兴季振宜。[2]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论诗，反对明代复古派的模拟、竟陵派的狭窄，不满公安派的肤浅。他一面倡“情真”、“情至”以反对模拟，一面倡学问以反对空疏。他的文章，常把铺陈学问与抒发思想性情糅合起来，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为一体，规模宏大，振作了明末清初的文风。钱谦益的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名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才学兼资，藻思洋溢。明亡以后的诗篇，寄寓沧桑身世之感，哀感顽艳与激楚苍凉合而为一，尤有特色。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又有《列朝诗集》、《杜诗笺注》等。
三、成就
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与著名诗人睢阳袁枢（字伯应,袁可立子）多有往来。当时人称“前后七子而后，诗派即衰微矣，牧斋宗伯起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诽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凌凤翔《初学集序》） 作为史学家，钱谦益早年撰《太祖实录辨证》五卷，立志私人完成国史，他于弘光元年、顺治三年两次欲修明史，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人们认为“虞山（钱谦益）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见对他史学才能的极度推崇。 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梨洲《忠旧录》称他为王弇州（世贞）后文坛最负盛名之人。 作为收藏家，钱谦益尽得刘凤、钱允治，杨仪、赵用贤四家书，更不惜高价广肆购求古本，构筑“绛云楼”，收藏宋元孤本书于其上，“所积充牣，几埒内府”。 万历38年（公元1610年）中进士。十年后的天启泰昌元年才“诣阕补官”。但不久就遭到御史陈以瑞的弹劾而被罢官，奉诏削籍南归。当时他的心情一方面是心灰意懒的悲切：“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一方面是想归隐田园：“耦耕旧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菏锄”。
四、评价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不仅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而且既为明朝遗民所斥责，又为清朝皇帝所憎厌。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乾隆帝将钱谦益列为《明史·贰臣传》之首，并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说的虽然有点过，但也可见进退失据的钱谦益不仅为前朝人引以为耻，而且所投靠的清朝人对其气节，人格也有所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