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研究读书报告

石窟寺研究》共收论文23篇，是作者自1951年迄1996年间陆续写作和发表的论文。据作者“前言”中所述，这23篇论文，除第一篇是概括性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外，其它22篇依论文的内容，可分六组。

第一组两篇：《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1982年撰文，1990年发表。以下凡列两个年代的均同此例，只列一个年代的则是发表年代）和《凉州石窟与“凉州模式”》（1986年），探讨我国现存两处最早的石窟遗迹问题。

第二组五篇：《〈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1951、1956年）、《云冈石窟分期试论》（1978年）、《〈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1982年）、《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1987、1991年）、《恒安镇与恒安石窟》（1987、1994年），都是研究大同云冈石窟的论文。对云冈石窟的修建历史、编年分期，以及云冈石窟在中国石窟寺发展上的地位，都作了缜密的研究。

第三组两篇：《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1990年）、《南朝龛像遗迹初探》（19年）。研讨了云冈以后的洛阳龙门和巩县等北魏石窟，以及江苏南京栖霞山千佛岩和浙江新昌剡溪宝相寺龛像诸问题，特别是南朝石窟对北朝石窟影响的问题。

第四组九篇：《〈莫高窟记〉跋》（1955、1982年）、《参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札记》（1956年）、《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1978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1982年）、《东阳王与建平公（二稿）》（1981、1988年）、《建平公于义续考》（1986年）、《〈武州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1990年）、《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19年）、《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19年），主要研讨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和晚期部分洞窟的问题。敦煌早期洞窟研究不只是编年的事，而且涉及佛教东传中的若干问题；敦煌晚期密教窟的研究，也涉及了密教传播的问题。

第五组两篇：《记拉萨札拉鲁浦石窟寺》（1996年）、《元代杭州的藏传密教及其有关遗迹》（1990年），都是研讨藏传密教石窟的问题。

第六组是附录，共收三篇文章：有《北朝造型艺术中人物形象的变化》（19年）和《〈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三种拓本与两种录文合抄》（1996年）；另有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1962年）一文，当年刘撰此文是在汤用彤先生与宿白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因与北魏石窟研究有密切关系，故收入附录，以备参考。

中国石窟寺的研究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多半是从外国人开始的，石窟寺研究也不例外。日本人伊东忠太在1902年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法国人沙碗在1907年调查了洛阳龙门石窟；德国人勒科克在1904和1913年从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中盗掘遗物，剥离壁画；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和日本谷光瑞先后在1907-1914年间，劫夺敦煌石窟经卷文书和工艺品，1933-1934年间日本人和美国人又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进行肢解式的盗窃。抗日战争时期，大同沦陷，日本京都大学在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六年之久，并于50年代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30册。本世纪初期以来的外国人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是与掠夺中国石窟文物同时进行的。

中国人自己对中国石窟寺的调查研究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石窟；1935-1936年北平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都对河北武安响堂山石窟作了记录。40年代张大千、常书鸿调查敦煌石窟，并临摹壁画；冯国瑞调查甘肃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也有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调查了四川、云南和境内的其它石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窟寺的保护得到了的重视，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全国各地的重要石窟寺皆成立了保护研究机构，为中国石窟寺的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石窟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为一个阶段，50年代以后为另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考古学的方法来调查记录和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

中国石窟寺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教遗迹。对遗迹的清理和研究必须按考古学的方法来进行，这是现古学诞生后发展起来的唯一科学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石窟寺的研究，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的，只能记录（主要是照相和测量）现状，临摹壁画。历史遗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历史发展实况的记录，考古学便是研究和揭示这些历史遗迹变化的学科。因此，把中国石窟寺是否纳入考古学的范畴，便成了现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是否符合科学的唯一标准。

宿白先生在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他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实际上是反映着中国考古学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全部历程。我们在评论他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这本学术论著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否则便不能真正把握住这部著作的学术意义。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作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