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方史：先秦时期的东北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全国，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时间里，黄河流域逐渐成为经济最为发达，政治最为稳固，文化最具吸引力的地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更替，各个氏族、部落、方国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活力，把权力让渡给更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当秦朝统一全国的时候，一个控制东亚辽阔地域的天朝体系最终形成。东北处于亚洲的边缘，由于地缘关系，与中原相比，文化相对落后，但是，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辐射作用，东北地区的中原化倾向越来越强，最后完全被纳入到统一的天朝体系之中。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这句话虽出自《左传》，但在中国大地上设置“九州”则被认定在夏初。东北在“禹迹”的范围之内，自然归属九州中的某一州，因此，文献中，夏、商、周在东北设治的记载比比皆是，粗制滥造的方志中有之，严谨认真的著述中亦有之。由此看，非常有必要对“九州”设置做些辨证工作。

（一）“九州”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在东西方的古史传说中，都有大洪水的故事。《史记·夏本纪》中“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记载，就是类似的故事。东西方文献对同一种现象的记载，可能恰好反映了人类对冰河时代的记忆。面对洪水的肆虐，禹临危受命，不辞辛苦，奔波于各地，终于控制洪水，划定九州，奠定了后来中国的版图。【1】关于禹治理洪水的丰功伟绩，在先秦文献《论语》、《韩非子》、《诗经》、《尚书》以及金文中都有记载，【2】看来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承认禹治理洪水的传说有根据，但并等于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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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禹迹九州”与东北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接受尧的任命后，“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氵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2 如《论语·泰伯》：孔子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韩非子·五蛊篇》：“天下以水而衮禹决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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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些传说都是事实。在先秦文献中，关于禹治理洪水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夸大的倾向。治水的时间：《墨子》说是7年；《荀子》增加到10年；《禹贡》又增加到13年。疏导河川的范围：《尸子》记载：“禹辟龙门，凿吕梁”，局限于山西；《孟子》记载：“疏九河，决淮泗而注之江”，已经扩展到淮河和长江流域；《国语·周语下》记载：“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最后扩展到整个东方。至此，禹已经从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转化为神。为此，陈连庆先生结论说：“这样大刀阔斧地改造世界，不用说古代做不到，在现在也还为力。”九州的问题也与此类似。《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谈到“九州之戎”，杜预注释为陆浑戎。按照《禹贡》中九州的划分，是豫州的一小部分。而《禹贡》中的“九州”则覆盖了后来的整个中国。【1】

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历来多有争论，但目前多数学者同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2】由此看来，《禹贡》一书关于“九州”的记载更多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的地理概念，而不是夏代的历史事实。为此，陈连庆先生经过严格考证后得出结论：《禹贡》中的“九州”分别以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国为背景来描写的。其中冀州—晋国；青州—齐国；徐州—徐国；扬州—越国；荆州—楚国；豫州—周国；雍州—秦国；梁州—巴蜀；兖州—卫国。《禹贡》当成书于燕昭王之前，故没有幽州和营州。后来燕国强大，拓边到辽东，《周礼》等书才增加了幽州和营州。【3】由此看，夏、商、周时期，东北属于“九州”中某州管辖也就是不可能了。

（二）理想的“天下一统”格局：“大一统”是汉儒中盛行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的形成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追溯“大一统”观念的源头，不能不了解古代的“五服制”。

根据《尚书·酒诰》的记载，早在商代就有内服和外服的区别。到西周穆王时期，开始出现“五服制”的萌芽。据《国语·周语上》记载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

《诗经·商颂》：“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1 关于“九州”的具体名称和数字，先秦文献记载不一：《禹贡》：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吕氏春秋》：豫、冀、兖、青、徐、扬、荆、雍、幽；《周礼》：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尔雅》：冀、豫、雍、荆、扬、兖、徐、幽、冀。 2 参见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年版。在此书中几乎当时所有的著名史学家都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参见陈连庆《《禹贡》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863-1页。另见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181-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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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但到《禹贡》中则变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这本是先人政治智慧的体现。而按照距离核心地区的远近，确定不同的管理原则，也符合现代系统论关于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和时序性等所有系统共同的基本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五服制”是达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而后来“大一统”天朝体系的建立和维系，正是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但是，《禹贡》中有两点是明显错误的：其一就是把“五服制”形成归功于禹，说成是夏代的政治现实；其二以等距离的同心圆向外展开，形成甸服、候服、绥服、要服和荒服五个层次，再在每个层次中按照等距离细分，从而确定处于不同位置的诸侯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正因为《禹贡》和《周礼》中把“五服制”提前和理想化了，所以到汉儒那里，才出现了按照这种理想夸大夏代疆域之事。如《五经异议》中记载：今文尚书说中国方五千里；古文尚书说五服面五千里，相距万里。东汉郑玄说：“尧之时，土广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广万里。”夏代疆域如果直径达到万里，自然包括东北在内，但这却不是事实。

（三）疑古—释古—考古：提到三代的历史研究，就不能不提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疑古思潮。1923年，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史是层累造成的理论，其主要内涵是：第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的中心人物事迹愈放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即使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这个理论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治古史过程中，顾颉刚先生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牵扯的问题很多。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深入讨论夏、商历史问题，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疑古思潮的积极作用在于推进了对古史的深入研究，把人们从迷信古人的束缚中出来，从而为建立现代史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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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二三十年代学界流行的疑古思潮，冯友兰先生从1935年5月到1938年9月，多次撰文阐述了他的“释古”观。其要点是：一、将中国当时研究古史的观点分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二、以信古、疑古、释古为研究中国古史“进步”的三个阶段。三、认为释古“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释古便是”信古与疑古两种态度的折衷。“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冯氏的释古学说，在当时学界影响较大。

随着田野考古活动在中国逐渐展开，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主持考古发掘。接着，1928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进行调查和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随着殷墟甲骨的解读，原来被疑问是否存在的商朝证明是存在的，因此，古史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考古阶段。人们对待古文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正如李济所说：“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帐。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从此，古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夏朝的存在与否以及其疆域问题逐渐走上科学认识的轨道。

（四）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以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因为夏朝没有文字，关于夏朝的统治方式，我们还无从所知。但是，根据商朝和西周政治结构分析，我们大略可以认定夏朝主要由姒姓方国和异性方国组成，在夏王朝和方国之间，既存在着血缘关系，也存在着政治隶属和朝贡关系。因为地广人稀，在夏王朝和方国之间有着很长一段距离，方国与夏王朝之间的关系不像后来人们想象那样紧密。夏朝的活动区域包括夏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当然也包括臣属于夏王朝的方国。

在有关文献中，阳城、平阳、安邑、晋阳、阳翟等地都曾被当作禹都，但多数史学家倾向于认为阳城为夏朝的都城。但阳城所在则说法不一。一说在开封境内；一说在山西阳城；一说在山西翼城；一说在河南登封。众说中以河南登封说最为流行。据考古调查，今登封东南告成镇附近有一座古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在城内发现不少带字的陶片，其中有些陶片上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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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仓器”的陶文。【1】禹之后夏代诸王虽然多次迁徙，但都没有离开西起华山以东、东达豫东平原、北至黄河北岸、南到南阳盆地，方圆千里的区域之内。这大致应该是夏王朝的疆域。【2】

在夏王朝疆域之外，应该还有很多方国存在。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的那样：“夏王国虽说逐渐成立，可是当日的王完全不能同秦汉以后的皇帝作比较：因为当日在他那较大王国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古代氏族的留遗存，或者可以说是较小王国。这些小王国对他可以有朝聘会贺的来往，却没有臣属的关系，夏王有作为的时候可以取得象春秋时代盟主的地位，除了这个时候，就仅仅为群王中的一王。”【3】由此看，夏代时期的东北各族，基本与夏王朝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仍然是华夏的化外之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认此时东北与中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交流。

二、早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

在夏朝统治中原的数百年间，疆域没有到达东北地区，也没有对东北实施其他形式的行政管辖，甚至文献中也少有中原与东北地区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的记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东北是片空地，事实上这里一直活跃着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建设有着重要贡献的氏族、部落或方国。

（一）关于早商的活动地区：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朝始祖“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这就是说，商朝的氏族契生活于尧、舜、禹时期，从商朝始祖契到推翻夏朝统治的商王汤，在夏朝统治的数百年时间里，商部落或方国曾经进行了八次大规模的迁徙，到汤时迁徙到亳。这样，关于商祖居何地，如何迁徙就成为史学界聚讼纷纭的命题。回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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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800-3500年，与夏朝存续的时间相符。二里头遗址自1959年发现以来，出土大批文物，基本可以确定为夏朝的都城所在。目前，与二里头性质相同的文化遗址共有发现100余处，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与文献记载夏朝活动的中心地区相符。 2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73-85页。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144-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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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东来说：王国维认为“商人即宋人也。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始终矣。”【1】王玉哲认为“商族最远的祖居可能是山东，后来才西到河南中部。到夏的末叶主力定居于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2】徐中舒认为“古代环渤海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后五。就其迁徙之迹观之，似有由东而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而东渐者适处于相反之地位。”【3】商朝起源于黄河下游。

第二是西来说：邹衡认为“商文化并非起源于山东，而是起源于河北与河南交界地区的漳河流域。古代文献记载，商人的远祖契、昭明、王亥、王恒、上甲微等都曾在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活动，从而可以与考古发现相互得到证明。先商晚期，商人自北南下，最后占据郑州。在郑州，商人开始筑城，并以郑州为其国都，展开了对夏的战斗。”【4】商文化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5】

第三是北来说：金景芳认为“契是殷商的老祖宗，昭明是契的儿子。《世本》说：“契居番”、“昭明居砥石”。那么，我们如果知道番和砥石在现今什么地方，就解决商文化起源问题了。”按《水经注》记载，砥石在辽河的发源处，即今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荀子·成相》记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玄王，即北方之王；番即是燕亳。由此看，商朝起源于燕山南北地区。【6】

以上诸说，哪一个更接近历史事实，还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来验证。 （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和特征：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从20年始即陆续发现。1935年日本人滨田耕作等人到内蒙古赤峰挖掘，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提出了“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推定其年代约为中原的秦汉时期。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夏家店再次进行发掘，发现夏家店上下两层的为两种性质文化的遗存。因此，依据地层学原理，把堆集在下层的早期文化命名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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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两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62-2页。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87页。 3 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51-71页。

4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2-23页。

5《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 6 参见金景芳《金景芳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219-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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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店下层文化”，而把堆集在上层的晚期文化层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据碳14测定，下层文化遗存距今4000-30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上层文化遗存距今3000-2200年，相当于中原的晚商和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该文化主要分布在西喇木伦河以南、辽河以西以及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山脉地区，遗址较为密集的是西辽河上游的敖汉旗、赤峰和哲里木盟，仅敖汉旗境内就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2200多处。遗址集中分布在河谷及河旁丘陵之上，依山势和河流分为若干群体，每群有几十处遗址组成。位于河旁台地上的遗址规模较大，并往往有土筑围墙，围墙内的聚落由若干圆形房址组成。其中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围墙范围最大，周长500米，门址用石块垒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范围之广，超过了二里头文化，几乎与商文化不相上下。【1】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征：

青铜器和其他工具：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青铜器，但数量不多，而且多为小型工具或装饰品。从遗址中出土的铜刀和镞等，形制与商代的一样，但出土的铜耳环则不见于商文化，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青铜器。

陶器以夹砂灰陶、夹砂褐陶为主，有少量的泥质黑陶和红陶。制法有泥条盘筑、模制和手制，辽西地区也有轮制小件器物，一件陶器上有几种制法。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中陶器的图案纹饰特色鲜明，使用红、白两色矿物颜料描绘成卷曲的线条，再构成连续的单元，类似商代青铜器上习见的云纹。在昌平、宁城和北票等遗址中，都曾发现卷云纹和雷纹的彩绘陶器。【2】

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工具，磨制石器、细石器与打制或打磨兼制石器并存，以磨制石器为主。条形石斧、扁平石铲、矩形石刀、亚腰形石锄、三角形细石镞和刮削器各地都有发现。

城寨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村落密集分布于河谷地带，几乎都有土石砌筑的“城堡”，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在内蒙古赤峰北部沿英金河一线，小石城密集分布，连成一串，恰与后来的燕秦长城平行或重合。在河北北部的围场、平泉等地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70余座，它们各自因自然环境的不同而组成山城群落。辽宁北票大板镇康家屯夏家店下层石城遗址：此城外面由石板叠砌，墙里由石块和泥土填实。在城墙外侧及城墙拐角处垒筑有马面、角台式建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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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124-142页。 张之恒等《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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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全长135米，墙宽2-2.2米。城墙外围挖有壕沟，宽7-8米，深3-4米。城内房址分为两种：一种为圆形房址；一种为方形房址，另外还有深1-2米深的石穴。城内出土文物上千件，分陶器、骨器和石器三大类。特别是有数片卜骨出土。一般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所发掘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为主，少见地上建筑，而且一般以圆形为主。【1】

祭祀：墓地一般位于村落遗址附近。墓穴分布密集，排列有序，以土坑竖穴为主。葬式多为单人直肢。随葬品多为鬲和罐。流行占卜习俗，有卜骨无卜甲，卜骨多用动物肩胛骨或肢骨稍加整治而成，多灼、钻而未见凿。

集中于燕山南北，辽河上游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曾有着辉煌的历史。从其拥有的众多石筑城堡看，当时人们长期在此定居，而且为抗御外族的侵犯已经组织起来，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从其频繁出现的黑白两色相间绘有彩色图案的彩陶分析，礼仪制度和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从出土为数甚少的青铜器看，当时的青铜冶炼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创造者应该为夏商时期的方国，那么，此地的方国与商朝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燕亳”呢？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不是早商文化的遗存呢？这都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2】

（三）商朝的统治方式和疆域：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维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商朝是不是采取分封制，如果采取分封制，和夏朝的制度有什么联系？和周代的制度又有什么区别？近代以来最早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是王国维先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他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对这两重关系进行过精辟分析。他认为：殷周之际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革。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两代文化略同。“文化既尔，政治亦然。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3】这就是说，商朝的国家管理方式与夏朝相去不远，仍然是分封和方国相结合的统治方式。徐中舒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我

1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147-148页。

2 关于早商文化所在，史学界仍然没有取得共同的意见。邹衡先生把早商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即漳河型；辉卫型；南关外型。近年来考古学界李伯谦认为：从夏代传说商族活动的地域内诸考古学文化的分析入手，排除了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南关外型文化是二里岗早商文化直接来源的可能，进而同意将漳河型、辉卫型文化视为先商文化。 3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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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晓得殷、周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有根本的不同，就是殷代是彻头彻尾的氏族组织，而周代则已是氏族组织解体后进入家族制的社会了。在氏族社会的氏族内，是没有阶级的，是平等的，联合几个或许多氏族为一个大的部族（或称部落），在部族内也是没有阶级的，也是平等的。殷代的帝王也不过是当时的一个大部落的酋长，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是建立不起‘人有十等’的、宝塔式的封建制度的。封建社会是立足于家族制度上面的。”【1】

在商直接统治地区部落制度仍然盛行，在周边地区都是相对的方国。“殷代武功极盛的时代，要推武丁，所以在武丁的时代，所征伐的方国也特别的多，其次各时期与各国的关系也都有不同。”董作宾先生根据对甲骨卜辞的深入研究，确定了各方国的位置。西北有羌方和苦方；正北有土方；东北有井方、肃方和儿方。其中儿方即春秋时期的儿国，在今山东邹县。董先生怀疑与儿国相邻的肃国可能是后来的肃慎。【2】

商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下游的豫北和鲁西，今河北北部山东东部即为其方国属地，看来商朝不可能对东北进行有效的统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东北不存在臣属于商朝的方国，如周时活动于辽西地区的孤竹国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至于肃慎也可能在商朝时就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

三、燕国的分封与东北各族的分布

周朝建立以后，在国家统治方式上进行重大变革，其中之一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用建立统治据点的办法，对边远地区的民族和方国进行直接的控制。其中分封到北方的燕国，对东北的历史发展影响最大，后来两千多年东北民族的分布，以及对东北治理方式都在这个时期形成。

（一）燕国的分封及其处境：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朝灭商之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尚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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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舒《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801-813页。 董作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6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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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以次受封。”其中帝尧之后封于蓟，即今北京附近；召公奭封于燕，即今北京南房山琉璃河镇东董家林附近。从这里南下为辽阔的华北平原，翻越燕山为蒙古草原，东出辽西走廊即是东北平原。【1】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这为以后燕国经营东北创造了很有利的地理条件。

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燕国却一直很弱，史有“病燕”之称【2】。其原因何在呢？主要在于周围各族各部的困扰，正如《史记·燕世家》中所说：“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由于燕国弱小，所以先秦文献中有关燕国的记载很少。《左传》记载燕国史事已迟至春秋之后一百余年，而且第一件大事记载的是齐伐山戎路经燕国，第二件大事是燕国发生内乱，燕君款逃奔齐国，都是借助齐国史官的记载而留下的。春秋时燕国绝少参与中原各国的征战与盟会，所以各国史籍也很少提到它。当时在今河南汲县还有一个姞姓的燕国，史称南燕，始封国君为伯儵。《左传》称南燕国为燕，称燕国为北燕，倒是南燕国的史事较北燕更早更多地频频见于记载。《左传》之外，《国语》中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国语而没有燕语，《诗经》中有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而没有燕风。《庄子》中以燕国为北方最偏远的国家，与南方的越国相并称，有“燕之北、越之南”之语。

由于燕国的长期处于弱国的地位，所以极大影响了向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的传播。【3】

（二）辽西东胡族系：春秋时期，燕国已经吞并了原来北京附近的封国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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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河燕国上都遗址发现于 20世纪40年代，70年代起发掘。城墙均用黄土夯筑而成 ，经勘探 ，北城墙全长800多米，东、西城墙各保存300余米 。城内有居住址 ，城外有壕沟，城东南有墓地。已发掘大、中、小型墓及袝葬的车马坑200余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陶器 、玉石器 、漆器和原始瓷器。这里的大墓设墓道，一条、两条或四条不等。在一座四墓道大墓中，出土有铜罍、铜盉，上面铸有周王褒扬太保，册封燕侯，授民授疆土等内容的铭文，可与《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的内容相印证。 2 参见《左传》周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年）“山戎病燕”的记载，“病”本为动词，困扰之意。 3 19年，顾颉刚先生重新审视商末周初北方环境时说：“我从1960年冬起，为了翻译《尚书·大诰》而连带研究周公东征后北方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因此从《逸周书》中知道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从《史记》中知道殷后有‘北殷氏’，从《左传》中知道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从《吕行壶铭》中知道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从《陈璋壶铭》中知道亳邦后属于燕，从《国语》和《书序》中知道周王朝对于肃慎的极意拉拢，又把《史记》在载的燕王卢绾受了汉高祖的怀疑而亡至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这一史实比较武庚这事，于是作出一假设：周武王封武庚于邶已在殷畿北部，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方，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这个新国，周人是不愿它存在的，所以特别对肃慎表示好意（这时的肃慎住辽东半岛，与齐隔海相邻，见司马相如文）；延至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已发展到东北。可是北殷虽亡，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他们继续留居东北，成为东北的土著，在东北各族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见顾颉刚《关于古朝鲜研究的一封信》（《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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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都城迁到蓟。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当是之时，为强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看来胡和戎都是中原人对北部草原各部落的称呼，而这种称呼往往与这个部落经常活动的地区和方位有关。如活动于燕国北部，东北地区的东胡，即是以方位命名；活动在山区的山戎，即以地貌命名。所以，严格地说，东胡和山戎都很难反映一个族群或部落的真实面目。如东胡可能是指东部各部，可能包括山戎，而山戎也有可能是东胡的别称。为此，林干先生说“东胡仅为晋、燕两国北边众多的诸“戎”之一”是有道理的。

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东胡的关系：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北部到达西喇木伦河北岸及大兴安岭南段山麓；南部到达燕山山脉，西南到七老图山，东南到达医巫闾山。主要包括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比较丰富，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从目前考古挖掘的材料来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房址，平面多作圆形，直径一般3-5米左右，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种，不挖地基，直接在地面上建筑房屋；第二种是挖地基，修筑成半地下穴式者；第三种是利用灰坑或窖穴居住。墓地一般都选在向阳山坡和临河台地上。主要有长方形土圹竖穴石椁墓和土坑墓两类。绝大多数墓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男女合葬和其他特殊墓葬较为少见。死者头朝东或东南居多，并多见殉犬习俗。男性墓中，在死者腰间，常发现有曲刃青铜短剑，或铜刀，砺石，靠近腿部多有铜镞、骨镞等，规模较大、身份较高的墓，死者头部往往还出现铜盔，腰间的曲刃青铜短剑或套有剑鞘，并配备有铜戈、铜矛等长兵器，以及铜车马饰件等。陶器基本上都是夹砂陶，皆为手制，工艺粗糙，质地疏松，火候较低，多呈红色或红褐色。青铜器相当发达，不论种类、数量，还是工艺质量都远远超过夏家店下层文化，代表了这一文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可早到商、周之际或西周早期前后，下限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前后，其间经历了差不多七八百年的发展过程。而这个时期正是东胡在燕国东北活动的时期，因此，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问题上，前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等就曾提出过这一文化依存可能属于中国历史上东胡族的观点。长期以来，国内学者也有很多人持这样的看法。之所以认定夏家店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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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东胡文化，主要有如下的根据：一是从空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地域在地望上相合；二是从时间上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文献记载的东胡活动的时代基本吻合。三是从畜犬、殉犬习俗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中保留的畜犬、殉犬习俗与历史文献记载的东胡人生前畜犬、死后殉犬之俗，是完全一致的。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四从髡头习俗考察，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人头形象资料，头顶皆不蓄发，或仅在头的周边和侧面编结小辫，此与文献所记载的东胡民族固有的髡头习俗完全相符。五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有以麻布和巨蚌作覆面及以人面形铜牌随葬的葬俗，辽代契丹贵族二有用金银为面具的葬俗，二者保持着共同的传统。由此看，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属于东胡文化。【1】但也有些学者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考察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内涵、存续的时间以及分布范围后，得出夏家店文化属于山戎的结论。【2】

军都山文化与山戎的关系：据《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燕之北有山戎，势力强大，时常南下侵扰燕国，甚至越过燕国直逼齐国都城。战国后期，山戎销声匿迹，不知所终。【3】山戎是不是一个的民族或部族？与东胡的关系如何？如果是一个的民族，分布于何地？ 关于这些问题，文献记载非常简略，必须依靠考古资料来加以说明。

1985年至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以北延庆军都山沿线方圆百里范围内进行勘察，发现10处距今2500年的墓葬群，出土金、镀金、陶蚌、玛瑙、松石等各类文物2万余件，被认定为山戎部落墓葬群。从埋葬制度看，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单人墓。殉牲绝大多数是犬，也有殉羊、牛、马的。身份较高的享用木椁。装饰方面，部分男女老幼，皆佩戴项链和螺旋形铜丝耳环，有的还在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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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于杰等主编《北京文物与考古》（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65-103页。

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东胡文化的结论虽然得到大多数的人认可，但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朱永刚就认为：无论是东胡名称本身的含意，还是其出现的时间及地理位置的考察，把夏家店上层文化于东胡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是不合适的，故这种文化不是东胡文化。另外，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于东胡及其先人山戎有关，认为东胡山戎本是同族，因时代不同而异称，说两者同族，并不能找出任何有利的证据，实际上见于文献的多有东胡和山戎并提。事实上，文献记载山戎活动的年代、地域和周邻文化的关系，与夏家店上层文化颇为相合。因此，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应是山戎活动所留下的。参见苏秉琦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99-127页。

3 关于山戎的消失，很多著述判断其去向为迁徙和同化，但都缺乏足够的史实来说明，目前的种种说法仍然还是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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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加佩动物纹样的铜牌饰，首领人物则戴金丝耳环和金质牌饰。多数死者都有麻布覆面，麻布上加饰铜扣。随葬物品，男性为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身份高的再加青铜马具，女性为铜锥和铜针。特别重要的是在玉皇庙大型墓葬中还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容器，其中有的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延庆县葫芦沟和玉皇庙两处山戎墓地的埋葬制度和随葬物品的组合及其特征，不仅在文化面貌和文化属性上表明它与燕和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判然有别，而且在生活习俗上充分展示的完全是一个以游牧和畜牧为固有习俗的北方少数民族的特点。”【1】

孤竹、令支、无终、屠何等：据先秦文献记载，除东胡和山戎之外，在商周的东北部还活跃着一些部落或方国，如孤竹、令支、无终、屠何等，他们大体应该属于东胡族系。

孤竹：“孤竹”一名，亦作“觚竹”，【2】在《国语》、《管子》、《韩非子》、《史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司马迁还专门为孤竹国贤人伯夷、叔齐立传，以彰显其高风亮节。【3】在今辽宁喀左出土的青铜器上有“孤竹”铭文。另外，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频频出现竹族的记载，据统计有40余条，有学者断言此竹族即为孤竹国。关于孤竹的活动区域，《尔雅》记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 所谓“四荒”，古代人认为是“声教不及，无礼义文章”的“四方昏荒之国”。另据《春秋》等载齐桓公称霸时，曾亲征山戎，是要经过燕国的，看来孤竹在燕国的北部边疆地区。后来的地方志，如《括地志》等均认定今卢龙附近为孤竹国都城。根据先秦文献，结合辽宁西部出土的青铜器“孤竹”铭文，还有后代长期流传的民俗资料，以及根据这些民俗资料而形成的地名和伯夷庙等文化遗迹，孤竹的活动范围大致以今永平为中心，东到辽西喀左，西到蓟县，北至朝阳，南到渤海。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在孤竹居民的生活中，农业生产占一定的比重，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同时还从事渔猎活动。孤竹的灭亡时间大约在齐桓公二十二年讨伐山戎之时，此后，燕国的势力向东扩展到辽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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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天均主编《北京考古集成》（2-4），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833页。另见赵丛苍、郭妍利《两周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241-242页。

2 目前学界对孤竹国名一般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觚”是青铜制的酒器，“竹”是用以记事的竹简，二者反映了这个诸侯国的贵族生活和文化发展水平。二是根据《急就篇》颜师古注：“觚者，学书之牍，或以记事，削木为之”所记，认为“觚”和“竹”同为书写用物。三是北方地不产竹，“孤竹”就是竹子稀少的地方。

3 关于《史记·伯夷列传》所记是否属实，历来存有争议。清代史家梁玉绳：《史记志疑·伯夷传考辨》，举出十不可信，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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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令支、无终、屠何：先秦文献中对令支记载不多，汉魏时期设置令支县。根据《水经注》的记载，令支城当在今迁安附近。推测令支部，或令支国应该活动在以迁安为中心的辽西冀东地区。与令支相比，先秦文献对无终记载要多一些：据《春秋》记载：鲁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关于上面所说的无终国的位置，《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无终县下记载：“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水经注》：“灅水又东南迳石门峡，……又西南过无终山，兰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曲而南，迳无终县故城东，故无终子国也。”看来无终国在无终山附近。至于无终山所在，地方志有二说：一说为今蓟县东北福君山；另一说为今蓟县境内盘山。【1】春秋时无终方国的活动范围当在今蓟县和玉田县一带。【2】先秦文献中记载最多的当属屠何。据《墨子·非攻篇》记载：“古屠何亡于燕代胡貉之间。”《管子·小匡篇》记载：“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尹知章注：“屠何，东胡之先也。”《逸周书•王会篇》载：“不屠何，青罴，东胡，黄罴。”孔晁注：“不屠何，亦东北夷也。”从屠何活动于“胡貉之间”的记载看，屠何当属东胡系，活动于辽西地区。至于屠何活动的中心地带，从汉代在小凌河下游设徒河县的情况看，春秋时的屠何部或屠何方国当活动在今锦州附近地区。【3】

（三）辽东秽貊族系：秽貊又称秽、貊，秽貉，泛指分布在东北各地习俗相近的庞大族系。关于秽貊的源流，国内外史学界大略有四种看法：一、秽貊是古亚洲族，来自北方；二、秽貊由古肃慎族系与东胡族系融合而成；三、秽貊来自于中原；四、秽貊可能由箕族演化过来。【4】此外，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史学界对秽貊的研究还存在很多分歧。如秽貊属于同一种族还是不同种族：关于貊，先秦文献《诗经》中有“蛮貊”；《墨子》中有“胡貊”；《周礼》中有“九貉”等记载，但这种记载多是泛指。就其方位而言，当指东北地区，特别是辽河下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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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 关于无终山所在，郎蔚之《隋州郡图经》云：“无终山，一名步阴山，又名翁同山。”《蓟州志》（嘉靖）云：“蓟州崆峒山，在城北五里，一名翁同山。……今久呼为府君山，山上有崔府君庙，故名。”智朴《盘山志》，认为东汉末年田畴避世乱隐居无终山，因而后来此山又名田盘山。 2 关于无终国的活动中心地，一说在今蓟县；另一说在今玉田县。 3 《汉书·地理志》狐苏县注：“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奉天通志》认为唐就水就是今小凌河。可见徒河故城应该到今锦州附近去寻找。 4 参见董万伦《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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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和居民。到了汉代，有关貊的记载多为特指，如《汉书·王莽传》中就把高句丽人称为“貊人”。关于秽，先秦文献《逸周书》中有“秽人”；《吕氏春秋》中有“夷秽”两处记载，应该是泛指。汉朝武帝时，东夷秽君南闾率28万人投降，即为特指朝鲜北部的居民。至于秽貊连称，有的史学家认为秽貊为同一种族，中原人称其为秽或貊，只是出于方便；有的史学家认为《史记》中把东胡、夫余、秽貊、朝鲜等并书，那么，汉代的夫余和秽貊都是的种族，秽为秽貊的简称，秽貊为貊的一种，从古到今一直居住在鸭绿江上游和佟家江流域；也有的史学家认为在先秦文献中秽与貊分别使用，到汉代两者联系起来成为习惯用法，但同时还单独使用，看来秽族和貊族都存在，只是因为两者邻近，在同一方向，所以一并称呼。

综合国内外史学家对秽貊问题的研究，我们大体可以同意如下的认知：秽貊是对活动和居住在从中国东北地区到朝鲜半岛民族的统称，但秽和貊居住地不同。貊居住地接近于中原，所以先秦文献记载较多，秽远离中原，所以先秦文献记载较少。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燕国势力东进，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辽河平原上的貊逐渐同化，从而消失，但在东北的周边地区，秽貊各部仍然拥有各自的文化，并陆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建立夫余、高句丽、古朝鲜等方国。【1】

石棚：为支石墓，也有称其为巨石文化，在古籍中曾有过记载。据《三国志》记载：“时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又三小石为之足。”金代王寂所著《鸭江行部志》记载：“己酉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许，端平莹滑，状如棋局。其下壁立三石，高广丈余，深亦如之，无瑕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石棚在我国东部沿海、朝鲜、日本以及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东北的石棚文化主要分布在辽东半岛以及以北地区。据统计：辽宁境内共发现石棚101座，主要在辽东半岛；吉林境内发现石棚80多座，主要分布在柳河上游地区。迄今为止，在辽河以西地区还没有发现石棚遗迹。

关于石棚的性质，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石棚是古人的祭祀场所，或者认为如其他大石文化一样是人类灵石崇拜的表现。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石棚是原始社会氏族公共活动场所。【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石棚是墓葬。综合三种说法，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实际。因为石棚原来是埋在土里的，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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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田村晃一《秽貊新考》，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参见曲传麟《辽东半岛石棚性质初探》，辽宁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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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墓，只是后来封土流失才露出地面。上面所引《三国志》“襄平延里社生大石”，应该是对封土流失，石棚露出地面的真实记载。如今，在辽东地区，仍然有石棚埋在土里，或部分埋在土里，有的甚至在石棚内外堆满了石块，估计是积石冢的残迹。从考古调查发掘的资料来看，在辽东和朝鲜半岛的很多石棚中都发现有人骨和随葬品，看来石棚是一种墓葬方式已经没有什么疑问。【1】

关于辽东石棚的年代，有的学者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有的学者认为是青铜时代的遗存，但根据考古调查获得的资料分析，绝大多数石棚都形成于青铜时代，有的甚至到青铜时代晚期，即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而这个时段，活跃在辽东和朝鲜地区的族群大部应该属于秽貊族系。【2】

古朝鲜：关于古朝鲜来历，中朝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来朝。”《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对洪范，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朝鲜史书《朝鲜史略》记载：“周武王克殷，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古朝鲜是由商朝贵族箕子建立的，所以后人称其为箕子朝鲜。

箕子之名，始见于《易经》明夷卦“箕子之明夷”的记载。关于易经中这句话的解释，众说不一，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朝鲜”二字是由“明夷”二字传写辗转而来，“箕子之明夷”即“箕子适朝鲜”。【3】箕子为商朝末年朝廷重臣，其最初封地不详。汉代王符著《潜夫论》，其中记载周宣王时有韩侯，张博泉先生考证，韩侯领地当近燕国，在平王东迁以后，韩侯领地并入箕侯领地，箕侯改称朝鲜侯。【4】从考古资料看。在辽西喀左出土的青铜器窖藏器物中有箕子鼎，鼎下部刻有“箕”字铭文，同时出土的还有带“孤竹”铭文的青铜器；在河北迁安也曾出土商代的簋和鼎，底部也有金文“箕”字，鼎内壁铭文“卜”字。喀左和迁安相距不远，这一带应是春秋时期孤竹国所在地，而且箕子鼎和孤竹鼎埋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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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玉林《北方文物》，

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东半岛石棚》，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3 关于对《易经》“箕子之明夷”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看法：其一，认为“明夷”是“掩其显豁，处之平凡”之意，“箕子之明夷”是指箕子于商纣之下，“淡泊其身，固守其节”之意。其二，据训诂学考证认为，朝应读昭，与明字通，鲜应读尸，私与尸为同音字，尸与夷古通。朝鲜二字，当由明夷传写辗转而来。“箕子之明夷”，即“箕子适朝鲜”。参见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5-36页。 4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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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窖穴中，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是箕子率领臣民东征路经此地，还是箕子国与孤竹国比邻而居，还是箕子国与孤竹国有婚姻关系？另外，在山东黄县和烟台也曾出土过箕器。喀左、迁安、黄县、烟台，均处于进出东北的交通要道，这些器物是过往者遗留的，还是定居者遗留的，如果是东迁移民留下的，这些东迁者走的是陆路，还是海路？如果是定居者留下的，他们活动地区在辽西，还是在辽东，还是在山东半岛，还是在朝鲜半岛？

关于箕子朝鲜考古学上的根据有如下几点：

从朝鲜半岛出土的青铜器来看：一是推测年代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末至公元前1000年初，这个时段，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同时；二是朝鲜青铜器时代从一开始，质量就很高，而且不见黄铜与红铜等物品，这说明这些青铜器是泊来品。陶器的情况与青铜器的情况相似。【1】

（四）白山黑水肃慎族系：肃慎，在古代文献中又写作息慎、稷慎。在《尚书》、《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孔子家语》和《山海经》中都有记载。《尚书·周官》记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左传·昭公》记载：鲁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国语·鲁语下》的记载要稍微详细一些，往往为后代学者所乐道。“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由于先秦文献对肃慎记载过于简略，更因为所说肃慎距离中原过于遥远，又不在中原夏、商、周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史学界关于肃慎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综合起来看，史学界对肃慎起源主要有如下两种认识：南来说，主要代表人物为金毓黼先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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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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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肃慎族有可能来自山东半岛。其原因有二：其一，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一连串小岛相连，原来活动在山东半岛的肃慎族可能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其二，《左传·襄公》也记载，山东有古夙沙国，在胶州附近，夙沙音近肃慎，故东北肃慎应该就是山东的夙沙国迁徙而来。【1】与金先生山东半岛起源说相似的还有辽西起源说。【2】本土说比较普遍，特别在近些年的东北地方史著述中常见。本土说认为肃慎族是东北土生土长的民族，一直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民族名称虽然多次变化，先秦时期称肃慎，汉代称挹娄，魏晋时期称勿吉，唐朝称靺鞨，辽金元明称女真，清代称满洲，但其所指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原来的肃慎族。为了证明肃慎民族的本土性，人们也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力求在白山黑水之间寻找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肃慎民族相匹配的文化，如薛红先生对西团山文化的研究。【3】

不管是南来说，还是本土说，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夏朝到秦朝，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在白山黑水之间曾经活跃着一个称为肃慎的民族或族群，这不仅因为有众多历史文献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后来的二千年里，同一族群长期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源远流长，生生不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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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黼先生认为：“居于东北最早之肃慎族，亦有于先史时代自山东半岛移植之可能，据近顷学者考究之结果，今旅顺老铁山与登州之海程间，本有无数小岛连续不绝，如果古代海面低于现代时，则自登州与旅顺间，可成一脊，以为山东通辽东之捷径，即使不能全通，亦可籍数小岛渡水通之，而大易于今日，审是则居于山东半岛之民族，从海道以移入东北，实较幽营一路为顺便，此得于地理之助之一种推断也。再考左氏襄十八年传，齐人有夙沙卫，夙沙音近肃慎，通志姓氏略夙沙氏下引英贤传曰：“炎帝时侯国，左传宦者夙沙卫，”古夙沙国应在今之胶州，属于齐地，为古东夷之一。又考左氏昭九年传，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一语，若谓古代之肃慎族居于今宁古塔一带，则与燕亳之地隔绝太甚，何以与之并言，愚因疑最古之肃慎族，当起于山东半岛，再由登州海中之脊而移居于东北，其残留山东半岛者，即以肃慎为氏，又别书为夙沙，至其移居东北之时代，或在有史以前，由是言之，则肃慎一族，亦由汉族所蜕化，特以其后海道为水所遮，汉人之移植已艰，迨有史以后，山东半岛之汉人，籍舟楫之利，渐多渡海而北，由幽州一隅西徙之汉人，亦日渐增多，后徙之汉人势力既厚，视先来之肃慎人，已同异族，肃慎人又以畏汉人之逼，渐徙而北，以成周代以后之肃慎，愚之推断虽未必然，按之事理，实有可能，此又谈先史时代之东北民族不可遗却之一事。”参见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六卷），年代出版社1942年版第55页。“

2 范恩实认为：通过对有关肃慎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综合考查，从发展的角度探讨肃慎民族的历史进程，作者认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周边民族关系的影响，肃慎族从辽西地区到吉长地区再到牡丹江、黑龙江流域,在一个不断迁徙的过程中推演着本民族的历史。同时，这一历史进程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历史面貌，廓清肃慎民族的发展脉络，是研究东北地区历史的关键。参见范恩实《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3 参见薛红《肃慎与西团山文化》，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4关于肃慎的族源，除上面列举的南来说和本土说外，也有人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肃慎族系。“肃慎族系”观得以形成并根深蒂固，主观上是由于历代统治者重视肃慎之贡，致使作史者不能正视早期文献对先秦肃慎之记载，仅以贡“楛矢石砮”这一特征去标识肃慎。客观上，挹娄以后诸族文化面貌存在共性，并有一定的承接关系，造成“肃慎族系”一脉相承的假象。参见王乐文《“肃慎族系”观产生原因简论》，光明日报2006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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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燕国开边与东北各郡的设置

西周初年燕国的分封客观上为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燕国受困于北方各族侵扰，使这种传播受到很大的。战国中期，特别是燕昭王统治时期，燕国迅速强盛起来，击败北方的东胡和辽东的朝鲜，向北部和东部扩边，东北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燕国的强盛和开边：春秋时期，燕国一直很弱，对中原的政治格局变化影响不大，因此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专门记载春秋史事的文献《左传》对燕国记载仅有数条，而《国语》中有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却没有燕语，由此可见燕国的国力与中原各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据《战国策·燕策》记载：“苏秦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粟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夫安乐无事，不见复军杀将之忧，无过燕矣。”燕文侯是燕桓公之子，苏秦说纵到燕国，应在燕文侯二十八年（公元前334年）。【1】此时的燕国，虽然借中原各国相互攻伐之机逐渐强盛起来，但由于林胡、楼烦在其北，朝鲜、辽东在其东，其势力并没有伸入到辽河流域。

燕国的强盛开始于燕昭王统治时期。燕易王元年（公元前332年），燕国国君称王。燕王哙五年（公元前316年），燕国国王把王位让位给国相子之，在国内进行改革，引起社会，齐国乘机攻破燕国都城，燕国大乱，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护送公子职回到燕国即位，这就是著名的燕昭王。“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乐毅、邹衍、剧辛等战国时期著名人物纷纷前来投奔。燕昭王采纳乐毅授爵授禄的政治制度，并改革吏制，设相国和将军，分掌政治、军事大权；全国分五郡，郡下设县；郡守和县令由燕王任命；制定严酷的刑法，燕国日益强盛。为了对抗齐国和赵国，燕国在易水河畔修建下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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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燕下都在今易县城东南，界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西倚太行山，南临易水，东部迤连于河北平原，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便于防守。据《保定郡治》记载，“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于后”。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此说较为可信，对燕下都文化遗存的考察，与此记载也基本相符。由此推断，燕下都建于公元前4世纪，约当战国中期，为燕昭王时所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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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燕世家》记载，到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结果，齐国一败涂地，几乎亡国。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另据《三国志·东夷传》记载：箕子建立古朝鲜，“后子孙稍骄虐，国人离志，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秦开拓地千余里，使燕国的势力进入东北，中原文化覆盖了东北南部。至于向北开边千余里，向东开边二千余里，虽然只能看作是一个约数，但从后来燕长城的走向看，这个约数还是非常接近实际的。关于秦开袭破东胡和驱逐朝鲜的时间，金毓黼先生确定为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应该是很有道理的。【1】

（二）三郡的设置与长城的修筑：燕国击退东胡和朝鲜后，在新开拓的土地上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其中上谷郡在今河北怀来；渔阳郡在今北京密云；右北平郡在辽河上游、大凌河上游，以及滦河中游一带；辽西郡在河北乐亭到辽宁锦州、北票、朝阳一带，郡治在阳乐，今朝阳稍南；辽东郡在医巫闾山到鸭绿江一带，郡治在襄平。

燕国在东北南部设治的同时，为了防止草原民族南下和箕子朝鲜西进，还在新设五郡北部和东部修筑长城。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又《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燕国的造阳为何地，历来说法不一，或推断在河北怀来，或考证在独石口到滦河源一带。襄平为辽东郡治所在，即今辽宁辽阳。但是，说燕长城“自造阳至襄平”，并不意味着燕长城起于造阳城，终于襄平城，而是起于造阳附近，终于辽东郡辖境。关于燕长城的具体走向和其间所经过的路线，在历史文献中已无从查考，只能依靠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来加以确定。较早对东北境内古长城进行田野调查的有李文信、佟柱臣等先生。经过历史工作者多年的努力，燕长城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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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黼先生认为：“秦开之开辟辽东，究在何时，亦有一考之必要，通鉴系此事于秦始皇三年，是年当燕王喜之十一年，下距荆轲刺秦之年（燕王喜二十八年），仅有十七年之岁月，而同荆轲刺秦之秦舞阳，谓为秦开之孙，则秦开之辟辽东，在始皇三年，似嫌其晚，盖通鉴之例，尝于某一年中，追记往岁之事，以明首尾，故不得概以所系之年视之。惟吕祖谦大事记，黄式三周季编略，皆系此事于燕昭王十二年，适当燕国发愤自雄之日，殊为近理，兹从之。”见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六卷），时代出版社1942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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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走向和路线逐渐明晰起来。燕长城西起内蒙古化德县，西与赵长城相接，东经正蓝旗、多伦县入河北围场境。再经围场县城子等村入赤峰境。在赤峰南部越老哈河进入建平县。经建平县进入敖汉旗南部。再经北票北部进入阜新。阜新以东的燕长城，目前尚未明确。从各地发现的战国城址、刀币、铁器和个别地方发现的长城遗迹看，这段长城的路线应该自阜新向东北方向，经彰武、法库、开原，过辽河后再折向东南，经新宾和宽甸，最后越过鸭绿江抵达其终点。【1】

研究燕长城，涉及到燕长城东部终点在何地的问题。《三国志·东夷传》有燕国将军秦开进攻朝鲜西方，取地二千里，至“满番汗”为界的记载。“满番汗”在何地？金毓黼先生认为在鸭绿江下游入海处。【2】日人稻叶君山认为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清川江。【3】近年，但徐德源先生根据《三国史记》和《东国舆地胜览》等朝鲜史书，对照朝鲜当今地名，考证今朝鲜黄海北道遂安至黄州，再到平壤西南之獐项里为燕国所筑“上障”西段；汉城东，南北汉江汇流处，即京畿道汶湖里至江原道东海岸番川里之间南汉江北岸一线为“下障”，亦即“满（汶）番汗”。【4】如此看来，燕长城的东部终点又可能在朝鲜半岛的汉江一线。

（三）辽东、辽西等郡境内出土的燕国文物。在辽东等郡管辖范围之内，有关燕国的历史遗迹和出土文物很多，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址、铁器、铜器和货币等。

燕城址：发现燕国城址最为密集的地区是辽西燕长城沿线。如老哈河东岸的黑水城址：南北长240米，东西宽280米，1974年城内曾出土重达300斤的燕国刀币。羊草沟城址：南北长100米，东西宽80米。嘎吉哈达城址：长宽均为50米，城内出土农业生产工具铁镢。南城子城址：南北长170米，东西宽160米。北城子城址：南北长40米，东西宽65米，北墙即长城。小五家城址：南北长220米，东西宽220米，北墙即是长城。很明显，以上这些城址都是燕国长城旁的障塞。长城进入敖汉、建平、阜新后，长城沿线这样的城址还有很多。

铁器：在燕势力进入东北之前，东北是否进入铁器时代还很难说，但燕在东北南部设辽东等郡之后，可以肯定东北进入了铁器时代，因为地下出土的文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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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高《东北地区燕文化遗存及其有关问题》，《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2 参见金毓黼《东北通史》（上编六卷），时代出版社1942年版第61页。 3 参见稻叶岩吉《满洲发达史》

4 参见徐德源《战国全燕世所筑障塞释考》，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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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供了有利的证据。总的来看，各地出土的铁器以农具为主，日常生活用品和兵器则很少。常见的有镢、铲、锸等。如桓仁雅河望江楼出土的铁镢和铁斧；在宽甸双山子、太平哨、下露河等地出土的大量铁农具。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东北还没有发现燕国的冶铁遗址。

铜器：东北青铜器出土最多的地区是辽西的喀左。喀左县小波汰沟发现一处窖藏，共出土青铜器十二件，其中有高86厘米，重大百斤的大圆鼎，是我国青铜器时代难得的珍品。喀左县北洞村曾发现两处窖藏，每处出土青铜器6件，其中大方鼎高半米，重达60余斤，勘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喀左县山湾子村曾发现一处窖藏，出土22件青铜器，其中15件上刻有铭文，十分珍贵。喀左县马厂村发现一处窖藏，出土16件青铜器，其中就有著名的“匽侯盂”，为研究燕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喀左县境内发现这么多青铜器，在考古史上实属罕见。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有人得出西周初年燕国就对东北南部，或辽西地区进行直接管理的结论，这显然有些不妥。事实上，从西周初年到战国中期，燕国处于强邻压境的处境，一直很弱，只是在燕昭王改革之后，才开始振作起来，特别在打败东胡和击退朝鲜之后，其势力才有可能进入辽东。而喀左县青铜窖藏如此集中和丰富，可能与后来燕王东迁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喀左窖藏外，其他的燕国青铜器出土很少，而且多是小件。如1967年北票东官营子村出土的铜戈，上面铸有“郾王职作御司马”七字铭文。“郾”，即“燕”，“燕王职”，就是燕昭王，铭文“御司马”，是主管车骑的军官。另外，建昌玲珑塔出土“左库”戈；石佛出土“屯留”戈；鞍山旧堡出土铜戈；庄河出土赵国悼襄王四年（公元前241年）铸造的“春平剑”；普兰店后元台出土魏国铸造的“启封戈”。这些都应该是战国晚期进入东北南部地区的。

货币：在东北南部和中部，战国货币均有所发现，其中最多的是燕国的货币。如大连牧羊城、大岭屯、冷水塘、貔子窝、高丽寨、营城子、瓦房店；营口熊岳、盘龙山；抚顺、义县、敖汉、朝阳；宽甸双山、太平哨、红石砬子、下露河；凤城凤山、东港新力、长安；庄河大张屯、鞍山羊草庄、义县复兴堡等地都发现大量刀币、圆钱和布币。辽西各地不少地方都出土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国货币，如1979年朝阳焦营子一个窖藏就出土燕国明刀钱1000余枚。吉林集安县也多次出土战国刀币和布币。另外朝鲜北部和中部也有数量不等的战国货币出土。从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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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货币种类来看，主要为燕国的明刀钱和圆钱，另外也有不同国别的布币，其中绝大多数为韩、赵、魏所铸，但有一种平肩方足布，则为襄平所造。【1】从东北境内出土的战国货币既有燕国货币，也有其他各国货币的情况看，一方面战国后期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各国之间交换频繁；另一方面战国后期迁入东北南部的中原人口，不仅有燕国的人口，也包括其他各国的人口，特别是位于山东半岛的齐国和燕国的近邻赵国。

燕国在东北设置三郡和修筑长城，使东北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东北南部设治，中原人口涌入此地，把中原的先进的农耕技术，经济结构和文化模式带到这里。这样，东北形成了三个大的文化区，即南部中原文化区，东北部农业加渔猎文化区，西北部草原游牧文化区。从短时段来看，三个文化区的盈缩，政治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从一个长时段来看，三个文化区的盈缩，经济和地理因素作用更大一些。

（四）燕国灭亡和秦朝统一：燕国虽然在昭王时期强盛一时，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力量仍然很弱。战国中期以后，东方各国时时感受到秦国的威胁。所以才有了“合众弱以抗一强”的说纵与“恃一强以攻众弱”的联横活动。说纵联横的结果是西方的秦国更强，东方的六国更弱。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亲政，制定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战略，在以后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东方各国先后灭亡。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极大地削弱了赵国实力。公元前231年，秦军攻下韩国南阳，次年，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公元前229年，秦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进攻赵都邯郸。第二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政，结果以失败告终。秦王政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大败燕军。次年10月，王翦攻陷燕国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包围魏都大梁，魏王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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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城址、铁器、货币等出土的资料请参见董高《东北地区燕文化遗存及其有关问题》，《燕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95页。冯永谦、何溥滢《辽宁古长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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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魏国灭亡。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率军伐楚。次年，俘虏楚王，攻占楚都郢，楚国灭亡。五国灭亡后，只剩下东方的齐国和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消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东北南部地区纳入秦朝的统治区域。公元前226年，在秦军的压力下，燕国国君和燕国的都城从蓟城东迁襄平，燕赵地区的人口也必然面临着一次大规模的迁徙，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东北南部的人口结构，甚至文化结构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公元前221年，齐王不战而降，齐国灭亡。至此，全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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