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的题款

定窑的题款

一 唐、五代纪年款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书记”、“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二 宋代纪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 （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 、“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浙江余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窑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识已无大的区别。有的虽然在一器之上同时书有纪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开刻划或书写，如英国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右侧书“赵家枕永记”，左侧书“熙宁四年”。内容较复杂的纪年款如现藏召肃省博物馆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纹瓷枕，枕面左侧刻：“绍兴五年， 为乱事纷纷。白阳山人作。”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

三 辽代纪年款

辽代陶瓷器的纪年款，主要见于契丹族独有的器物鸡腿瓶上，均为赤峰缸瓦窑的产品。其纪年款有“轧二年田”、“轧三艾廿一”等。这里的“轧”和“艾”都是契丹文，分别为汉文的“乾统”和“月”。乾统为辽帝耶律延禧的第一个年号，乾统二年即公元l102年。另外，北京龙泉务窑辽代遗址曾出土辽三彩贴花残器，器内底刻划“寿昌五”字样。残缺的一个字似应为“年”，寿昌五年即公元1099年。

四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

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五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瓷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六 定窑瓷器题款

定窑瓷器带题款的有15种，大都与宫廷有关，15种题款中数量最多的是带“官”字的，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及传世的近80件。这种带“官”字铭文的绝大多数是碗、盘 ，也有少量的瓶、壶和罐。这些器物大多出于五代到北宋前期墓葬之中。出土地点有辽宁省赤峰、建平、北京、河北及长沙地区。河北定县出土较多，仅定县两座塔基就出土了“官”字款瓷器达17件之多而多数又出于5号塔基之中。此外，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品中也有带“官”字款盘、碗、罐7件；流散到国外的有皮囊壶、碗和盘等数件。除“官”字外还有刻“新官”二字的，4件出土于上述地区同时期墓葬之中，2件流散到国外。

关于上述近80件“官”字款及“新官”字款瓷器的产地，一般认为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也有认为是辽官窑的产品。但定县塔基出土大批定瓷之后，使人确信“官”字题款绝大多数白瓷是定窑产品。

“官”、“新官”款器，在我国南北各地均有出土，它也曾是早期定窑白瓷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时代、产地、字款含义等三个方面。关于时代，学术界略有分歧，冯永谦先生认为：“关于‘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年代，应是五代时期以及同期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这一时期”。李辉柄先生认为：“‘官’和‘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瓷器中的精品，从唐、五代直到北宋后期均有烧制”。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其上限似乎争议不大，上述晚唐多处墓葬都出土了“官”和“新官”款器。问题是下限，刘涛先生最近在有关文章中称：“‘官’、‘新官’铭白瓷出土约36件(其实已近150件)……，宋真宗、辽圣宗以后的纪念墓葬、遗址出土品中，似再无发现此类定器”。此论虽不甚准确，但大体反映了“官”款器存在年代下限的历史事实，即“官”款器的下限不应晚于北宋初年。尽管赤峰大窝铺村辽晚期墓葬(相当于宋神宗时期)出土了四件“官”款三角形白瓷碟，但具体分析它的造型和胎釉特征，当为五代时期的产品，其同类器在江苏、湖南两地的五

代墓中均有出土。如果北宋中后期仍然烧造“官”款器，应有一定数量的时代特征很明显的“官”款器出土。事实上，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器物，绝大多数带有五代时期的特征，例如，造型受当时流行的金银器影响，花口器数量多；釉面多光素，无纹饰，仅见简单的弦纹，印花器十分少见，部分器物由于受金银器影响，器表刻饰莲瓣纹；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仍为还原焰烧制而成；器多为宽圈足或平底，且圈足多外撇；口沿多施釉，足端或底露胎，仍采用匣钵正烧法烧制，个别口沿无釉者，可能是出于底部刻款的原因，必须倒烧等。关于“官”、“新官”款白瓷的产地，代表性看法有三种：冯先铭先生认为，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的白瓷胎釉与北方产品不同，似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冯永谦先生认为，南北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应“分别为五代或更早时期河北曲阳的定窑和辽国初期的赤峰缸瓦窑的产品”。李辉柄先生则提出：“除湖南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外，浙江、辽宁和湖南等地区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均应为定窑的产品”。

第一种观点仅是一种推测，缺乏窑址资料作依据，当时发表的有关“官”款器的窑址资料，只有在定窑窑址发现的“官”款白瓷一片。对定窑“官”款器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江南地区至今也没有发现略具规模的唐代白瓷窑厂。就湖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长沙窑而言，其创烧于初唐，五代时已渐趋衰落，而且主要烧制青瓷，在这样一种瓷业背景下，恐怕难以烧制高质量的“官”款白瓷。或许正因为如此，冯先生用“可能”两字来保留自己的看法。第二种观点虽然借鉴了赤峰缸瓦窑出土的“官”和“新官”字款的匣钵与垫柱窑址资料，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官”和“新官”款白瓷本身。再者，匣钵和垫柱的窑址文化地层不清楚，所以不足为据。此外，冯永谦先生对定窑瓷器不同时代釉面特征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例如，文章中把定县塔基出土的那种“釉色白中泛黄、或釉白似粉，但仍有温润如玉的感觉”的白瓷，归之于定窑是正确的，而“色白而带青的釉色则应为辽地窑厂所产”的观点，很明显是片面的。因为单从釉色讲，定窑窑址和涧磁村出土的墓葬资料都充分说明，釉色白中闪青是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白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对定窑进行

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从瓷器质量的总体上看，辽代白瓷的粗放与定窑白瓷的精致显然不能同日而语(辽代白瓷制品中有一种精细白瓷，其胎质莹白坚致，釉色也是白中微闪青，堪与定瓷媲美，鉴别时应从胎、釉、造型综合分析，不过此类器不应是辽代初期的产品)，两者区别也较明显，恐怕这也是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先生在“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上，在不同时代，依据不同的资料均肯定定窑而否定辽窑的主要原因。陈万里先生在《我对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一文中称：“此种有‘官’款字的器物，以往在河北、河南两省都有出土，一般制作，胎极薄，而釉也较细，因而从制瓷的技术看，是有高度水准的，此在五代以至北宋早期的名窑说来，恐非定窑莫属”。冯先铭则称：“通过对比，发现辽宁、北京等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在造型、纹饰、烧法及官字字体等方面，多数是相同的，因而大体肯定它们是定窑的产品”。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在晚唐五代时期，辽地也确实还不具备烧制高质量白瓷的条件。第三种观点，作者突出了窑址资料的重要性，并结合不同时期的产品特征，对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肯定了定窑烧制“官”、“新官”款白瓷的绝对优势。河北定窑考古专家刘世枢先生说：“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一部分‘官’字款白瓷可能是辽代官窑和湖南的窑口所产，不过，提出新说的学者至今还拿不出证据，或者可以说证据严重不足”。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刘世枢先生的观点，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定州的农民平整土地时都能发现“官”款白釉器，这不仅使笔者想起周原地区的青铜器和景德镇地区的青花瓷，也更坚定了笔者对刘世枢先生的看法，即“官”、“新官”款白瓷均应是定窑的制品。关于“官”款的含义，分歧不是很大，李辉柄先生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对此问题认识的主流，即：“‘官’字的含义并不是‘官’的意思，而很可能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定窑，在瓷器上刻、划‘官’字，以之作为封建贵族加工定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当然也有学者说“官”和“新官”款瓷器是“贡瓷”。笔者认为，定窑“官”和“新官”款白瓷可能与宫廷有关，但不是所有的“官”和“新官”款瓷器都是“贡瓷”。

是年出土流散到国外的定窑白瓷有盘底刻“会稽”二字的，可以肯定是吴越钱氏定烧

之器，吴越钱氏统治地区属会稽郡，定烧瓷器底刻会稽郡字样。传世定窑瓷器碗底刻“易定”二字的有两件。碗形相同，大小相等，胎体薄厚也一样。早年出土于同一墓中，刻字也出于一人之手，字体瘦劲有力，时代也属五代后期。出土及传世定窑题款中还有刻“尚食局”、“尚药局”的。刻“尚食局”的稍多，刻“尚药局”的仅一件直口平底碗，碗外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刻“尚食局”器均为大形盘类器物，所刻字体有粗细两种。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印花雄壮龙纹盘及碎片标本之中都以现过这种“尚食局”的铭文。宋宣微院下设六局，其中尚食局掌管膳食之事，尚药局掌管和剂诊候之事，除设有官员外，下面设有膳工及医师。流散到国外的还有刻“食官局正七字”铭文的白釉碗，刻这种铭文的仅此一件。“食官局”一名不见于宋、辽、金三史职官志，有待进一步考证。1957年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复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标本中有刻“五王府”三字铭文的碗底一伯。“五王府”铭文过去未见，这种铭文应当是某五王府定烧的器皿。

上述八种题铭都是在烧窑前刻在坯足上。定窑瓷器传世品中有些铭文是宫廷玉工刻的。这类铭文都与宫殿建筑有关，如“奉华”、“凤华”、“慈福”、“聚秀”、“禁苑”、“德寿”等等。定窑白瓷刻“奉华”铭文的有三件，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折腰盘及小碗各一件，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标本。“奉华”字铭还见之于汝窑青瓷器物上，台湾故宫博物院汝窑藏品中有出戟尊、瓶、瓜棱注碗及碟四件器物都刻有“奉华”二字。河南禹县钧瓷厂1957年调查禹县钧台窑址时，也采集了一件钧窑出戟尊残品，底部刻“奉华”字铭。这八件除钧台出土的在烧前先刻者之外，其余七件字体大体相同，都出于宫廷玉工之手，是到宫廷之后刻的。：德寿“、”慈福“ 为德寿宫、慈福宫简称。清人朱彭《南宋古迹考》中多次提到了它，此外，“凤华”、“聚秀”，也似是宋代宫殿名称。

“凤华”等均未见宋人著称。流散到国外的一件定窑盘，光素无纹，盘心印阴文“定州公用”楷书四字，宋瓷没见过这类的铭文。1977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了我国沉船，打捞出元代泉窑瓷器之中有两件盘底刻有“使司府公用”字样，“使司帅府”是“使司都元

帅府”的简称，瓷盘是供这个机构使用的。一件为“定州公用”字铭盘，定州是地名，定州辖地有几个县，此器或为定州官衙所使用，字铭是楷书体，在宋瓷中也比较少见。除刻或印字铭外，定窑小杯有用红彩在杯里写“长寿酒”三字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宋代北方白瓷已用红绿黄彩绘纹饰，而定窑宋瓷尚未见到这种标本，使用红彩写“长寿酒”的在定窑白瓷中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