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王安石

近日看于丹心得，感悟颇多，看到写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恩恩怨怨时，以前了解不多，于丹也是稍稍带过：直到晚年两人才尽释前嫌。以前依稀记得因王安石的缘故，苏东波及一批名人被列元佑党人碑。一番搜索，转摘如下：

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世人皆知的“唐宋家”之一。早年苏东坡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因政治见解和主张不同，两人逐渐疏远，曾一度为各自的政见闹得水火不相容，以致于王安石的新法改革每推进一步，苏东坡都要写诗文相讥讽并力加阻碍，弄得王安石十分恼怒，苏东坡也因此备受变法派的打击排挤。此后，苏东坡在政治生涯上的跌宕起伏也都似乎与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然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水火不相容，但他们却相互钦服各自的人品和文才，能够为此而冰释前嫌，尤其是晚年双方相处得甚欢，感情相当融洽，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富有兴味的文坛佳话。

实际上，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既是水火不容的政敌又是可以冒死相救的朋友。而想要详细了解他们的这种关系，则要具体联系相关的历史事件了。

宋神宗时，北宋内有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剥削越来越严重，造成民不聊生，农业凋敝，田赋税收没有保证；外有辽和西夏均要北宋割地献金，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宋王朝的生存，因而北宋政权内忧外患严重，几乎国无宁日。幸好当时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孜孜以求变法图新，富国强兵。于是他重用王安石为宰相，在全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岂料改令一出，朝野即刻大哗，反对声四起，就连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也站出来表示支持反对派。在这种局势下，神宗皇帝变得有些动摇，先后将王安石两次罢相，以平息反对之声。因此，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反对变法的人当中，时任监官诰院（官诰院，指主管颁发官吏凭证文书的机关）的苏东坡曾是最激烈的一个。1070年夏天，王安石提出要废除诗赋明经考试，而以经义、论策取士，进行科举改革。神宗当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听取朝臣的意见。苏东坡呈上《议学校贡举状》，全面论述选拔人才的问题，坚决反对进行科举改革。他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改革考试制度，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他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神宗看了东坡的上书，猛然醒悟说：“我本来对此就有些怀疑，如今才算彻底明白了。”当即召见苏东坡，问他当今政令的得失。王安石对苏东坡此举极为不满，便让东坡兼任开封府的推官，负责审理京城各种复杂难办的案件，想借此困住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过问国家大事。岂料这不仅没有难倒苏东坡，反而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原来，苏东坡才智过人，决事断案精明敏捷，短短时间就把开封府整肃一新，面貌焕然。同年冬天，神宗想要讨得后宫的欢心，采纳王安石减价收购浙灯四千盏的主张。苏东坡针对这一主张又上《谏买浙灯状》一书，反对朝廷为了元宵节观灯的娱乐，夺去千百卖灯小民必要衣食的做法。神宗觉得东坡说的在理，马上下令停止收购。对此事，浙西人民无不拍手称好。自此，苏东坡认为神宗是个知错必改、从善如流的好皇帝，于是就接连续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全面抨击新法。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言论再也难以容忍，视他为反对派主要人物，开始指使人开始他。于是，变法派中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趁机陷害他。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即将退休的翰林学士范镇，推荐苏东坡做谏官。此事更引起变法派的惶恐不安。于是，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王安石的姻亲）便无中生有，诬告苏东坡兄弟在几年前因父亲去世扶丧返川时，乘机贩运私盐。王安石闻知此事大喜，即日奏知皇上。皇上听从王安石的意见，勒令苏东坡停职，接受审查，还下令拷问有关兵丁、船工，搜集罪证。当时已退休闲居的范镇和辞职蛰居洛阳的司马光，都曾先后入朝面奏皇上，证明苏东坡的清白。说当年苏东坡父亲死后，英宗皇帝曾赐予银、绢，韩琦、欧阳修曾赠银五百两给苏东坡，但他一概辞而不受。相信贵重钱物尚且拒绝的苏东坡，绝对不会干贩运私盐的事情。后来，虽查明苏东坡确无贩运私盐一事，但这种诬告已足令东坡不安于京城任职。因此，同年三月，苏东坡到杭州任通判一职，之后又颠沛流离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太守，前后达八年时间。在湖州任上，东坡又因前几年作诗批评讽刺新法，诱发了“乌台诗案”，被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冠以“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坐牢一百三十多天。幸得朝廷上下，内自太皇太后曹氏，外至苏辙、王安石，均设法营救，才得以同年十二月出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有职无权，过着一贫如洗、穷困潦倒的生活。多亏朋友为他申请到五十亩营地，黄州百姓大力帮助他开垦荒地，修建草屋，教他种植庄稼，才使他安然度过四年难关。

今人在评论王安石和苏东坡之间的是非曲直时，很多人都认为，保守派中大都是一些正人君子，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他们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却敢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冒着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极力反对变法，他们表现出来的为国为民精神的确为人们所钦佩和推崇。而王安石当时由于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人才难得，只好从下面越级提拔一些急于上进的新人。一时间，难免良莠难分，泥沙俱下。这些新人参与变法动机不纯，纯粹把参与变法当作自己晋升的台阶，而且缺乏从政经验。因此，变法派中就难免除了王安石之外尽是一些小人。如王安石的重要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向、蔡京、李定、邓绾等都属于奸诈狡猾、人品不正之人，绝大多数被后人写进了《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蔡京的恶行臭名，几乎无人不晓。由此看来，王安石重用一些人品不好、胸怀私心的人来进行变法，其结果是必败无疑。 其实，王安石又何尝不希望苏东坡能鼎力相助他主持变法呢？据说当年王安石升任宰相后，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苏东坡八年前曾写过《进策》二十五篇，力倡改革一事。心想，如果自己诚心诚意地请他，也许可以与他求存同异，得到他的鼎力相助。于是王安石抱着一线希望，亲自访问苏东坡。苏东坡见他来访，不敢怠慢，当即迎进书房热情款待。那时书房里已有几名青年学者在阅读讨论一书。当王安石知道他们所读所议的书是自己的大作《字说》后，异常高兴地说 ：“这是老夫为补救许公（汉代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的不足而写。例如‘坡’‘笃’两字，明明是会意，许公竟解作形声。我认为‘坡’者，土之皮也；‘笃’者，以竹鞭马也……” 苏东坡微微一笑，不等他讲完就反问道：“按您老的说法，那么‘滑’字乃水之骨也。有谁听过水有骨头的呢？还有‘笑’字，岂不成了以竹鞭犬？试问，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在座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笑了。王安石顿时脸色一沉，接着说：“‘鲵’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诗经》上说：‘鸣鸠在桑，其子七兮’ ……”。王安石不解地问：“那分

明只有七只鸟，怎能说是‘九’‘鸟’呢？”苏东坡不紧不慢地回答道：“七只小鸟加上它们的爹娘，不就是‘九’‘鸟’吗？”众人听了轰然大笑，这时王安石才知道苏东坡有意和他开玩笑，显得十分尷尬，也十分讨厌他的轻薄，于是，就“哼”了一声，拂袖而去。从此，王安石对苏东坡不再抱任何幻想。

尽管王安石在政治上曾极力排挤和打击苏东坡，但无论从个人操守还是文才来看，王安石都应该属于英才之列。他不是那种以变法为名博取名利之人，也不是那种“公私兼顾”的改革者。在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他不怕保守派众多的反对坚决进行变法，其富民强国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奇怪的是，像列宁这样的导师都称赞王安石的改革，而一心为国为民的苏东坡却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利国利民的改革呢？细究起来，其中原因除了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变法措施并非全都是善策，并且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产生了扭曲，导致了变法的动机与效果大不一致。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少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又如，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要抑制私商，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就拼命敛钱。一句话，无论哪种变革措施，执行的地方都要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变着法儿来扰民。正因如此，才遭到苏东坡、司马光等众多为国为民者的极力反对。 由此看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治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他们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变法前，苏东坡与王安石一样，也力主改革，只是在具体目标和方法步骤上不相同罢了，王安石主张变法度，从理财入手，增加税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思想比较激进；而苏东坡则主张治“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去“二积”（积贫、积弱），以“择吏任人”为先，做到政治清明，思想较为稳健。变法后，王安石看到的仅是自己富国强兵的动机，变法后的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的效果；而苏东坡看到的却是新法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这样，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就必然不同，他们之间的政治矛盾自然无法调和。

事实上，不管苏东坡与王安石在朝廷之上如何激烈争吵，如何坚持各自的政见，但两人都是北宋大文学家，在内心深处都相互敬重各自的人品和文采。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章、学问以及超人的见解，办事的果断等是非常佩服的；王安石则一直认为苏东坡是盖世英才，一代忠臣。他们之间也曾发生过许多有趣的故事。如两人经常作诗调侃对方，一次，两人来到一片碑林，发现一处石碑有点倾斜，王安石便说：“此碑东坡想歪！”苏东坡对王安石的讥讽一点也不含糊，当即反唇相讥道：“当初安石不正！”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曾积极写信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回信说：“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东坡被贬海南时，王安石为其饯行，当时赋诗一首，其中有“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心”两句。东坡则随手改为“明月当空照，五狗卧花阴”。到海南儋州后，东坡才发现当地有一种叫“明月”的鸟和一种叫“五狗卧”的花，恍然大悟，为自己的无知乱改诗一事后悔不迭。……

在苏东坡与王安石的许多趣事中，其中最值得一提和令人感动的就是“王安石惜才救东坡”的故事。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以“谤讪朝廷”罪在神宗皇帝面前奏了苏东坡一本。神宗十分震怒，传旨逮捕苏东坡入狱。不久，苏东坡定罪候斩，性命危在旦夕，当时满朝除了其弟苏辙之外，再无一人敢为苏东坡求情，生怕连累了自己。这可急坏了苏辙，苏

东坡也清楚自己这次是凶多吉少，难免一死。苏辙说：“如果王安石……”，苏东坡不等他说完便叹了口气：“不要异想天开了，他恨我还嫌来不及呢。”再说王安石，罢相后早已退隐山林，回到江宁（今南京）隐居。所以不知苏东坡被捕入狱的消息，等这场轰动朝廷的“乌台诗案”传到江宁时，苏东坡的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是多灾多难，苏东坡人才难得，王安石急忙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呈送给神宗皇帝。信中奏道，目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皇上不能因为苏东坡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把他杀掉。幸亏当时年轻有作为的神宗皇帝对王安石仍然十分敬重，他看了王安石的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东坡，将他贬到黄州过艰苦的日子。从此，“王安石惜才救东坡”的事，便成为历史上“文人相亲”的一段美谈。

从“王安石惜才救东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王安石在与苏东坡政见不同、政治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仍能不计前嫌尽力相救苏东坡，的确难能可贵。其中除了他敬仰、欣赏苏东坡才华的原因外，恐怕还少不了一份宽广的胸怀。

与王安石一样，苏东坡也有一份宽广的胸怀。东坡前半生的几次贬官多半与王安石有关，但他终生没有一句怨言。神宗病逝、哲宗继位后，任用司马光为相，王安石就担心政局会起变化。果然，司马光执政后，不问新法利弊如何，就决心一概废除。苏东坡因贬居黄州时，曾广泛接触百姓，体察民情，因而认识到新法中也有某些合理的地方，所以他坚决反对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就全盘否定王安石新法的做法，经常与司马光争吵于朝廷之上，各不相让。这样，苏东坡忽而支持新法被视为改革派，忽而维护旧法被当做保守派，官位也在地方和朝廷间来回波荡。宋哲宗正式即位后，重新推行新法，革新派复夺政权，被视为保守派的苏东坡随即被诬陷诽谤朝廷，贬谪广东英州做知事，尚在赴任途中，又加罪流放广东惠州，不到三年，再次加罪流放到更偏僻的海南儋州。此时的苏东坡在政治和生活上又一次坠入深渊，在海南渡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四年后，终于遇赦北归，可是，第二年却在归途中病死常州。结束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回顾当时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两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们最为融洽的时候是在苏东坡被谪贬、王安石被罢相闲居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惺惺相惜、相互体谅、敬重有加。元丰三年（1084年），东坡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他坐船离开黄州。途径江宁，他想起隐居在这里的王安石，深为过去因《字说》一事而当面讥笑王安石而感到内疚。于是，他想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他，以消除多年的隔阂。而此时的王安石，因受同党的排挤和打击，早已再次辞去宰相一职，下野闲居。回顾往事时，更觉东坡才华盖世，人才难得。他听说东坡到了江宁后，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一头瘦驴，风尘仆仆地从近百里外的住地赶到渡口会见东坡。两位文坛巨匠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翌日，王安石又安排车马，将东坡一家接到自己家歇宿。两人同游山水，一连畅谈了好几天。临分手的前一天，王安石还热情地劝说苏东坡与他一起在江宁安度晚年。东坡即将离去时，这两位须发皆白的政治上老对头却 “执手相看泪眼”，惺惺相惜无语凝噎……这是两位巨人的最后一次相聚。两年后，王安石病逝，孤独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和苏东坡苦闷的世界。苏东坡则颠沛流离，再未遇到王安石这样的知音。王安石死时，当时，苏东坡在京中担任中书舍人，奉命起草追封王安石的诏书。他在诏书写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突出地赞扬了王安石的创新精神。即使他扭转笔锋，斥王安石为“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时，

其主要原因也是国家政治问题，并无夹带丝毫个人的怨恨情绪。他意识到，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对“新法”的评价。

整体来看苏东坡和王安石政治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似乎一味斥责他们中的哪一个人都有失公允。王安石是文人，苏东坡也是文人，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王安石有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也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两人之间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恩恩怨怨，他们心里清楚得很，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说到底，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文人和政治相结合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