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珍存文稿的背后故事

李大钊珍存文稿的背后故事

作者：刘晓艳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5年第6期

刘晓艳

李大钊：一位常来家串门的“叔叔”

李志成，乐亭县胡坨镇西走马浮村人，1928年出生，1944年，时值17岁的他参军离开家乡，现定居于济南。离休前曾任山东省军区济宁军分区政治委员，山东省济宁地委常委，副，山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

李志成一家与李大钊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外祖父李秀峰，字子恒，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村人（李大钊在《游碣石山杂记》一文中，曾写道：“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当指此人）。《乐亭县志》写作李子亨，长李大钊两岁。1905年，二人同到永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又结伴到天津求学，李大钊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秀峰入北洋军医学校，后在从医。李志成两位舅舅李乐光（原名李兆瑞、李白余）、李晓光，大姨李翠英，二姨李国香，三姨李鹤英，母亲李莲英。因李大钊与李秀峰关系密切，又同属于胡家坨镇（李大钊胡家坨镇大黑坨村人），距离不远，李大钊常到李秀峰家串门，所以孩子们对李大钊都很熟悉，亲切地称他为叔叔。尤其是李志成的母亲李莲英，因为是李秀峰最小女儿，多得父亲疼爱，所以和李大钊接触得更多一些。每当李大钊到来时，乖巧的李莲英都在跟前端茶倒水。李莲英非常喜欢这位谦和慈祥有着讲不完故事的叔叔，所以每当叔叔来时，她都要帮助妈妈一起，给叔叔做上可口的饭菜，她始终都记得叔叔爱吃的

是馅饼、饺子、黍米饭炒鸡蛋等家常饭。李大钊也非常喜欢李莲英，常把她唤在身边，疼爱地摸摸她的头，和她说些话，给她讲一些新鲜事儿。

李莲英在病重之时，二十多天不曾讲话，子女们陪在身边心里都非常焦急，希望母亲开口讲话。李志成深知母亲对李大钊的深厚感情，拿出李大钊的照片举在母亲眼前，并大声问道：“妈，你看看，哪个是我大钊姥爷啊？”李莲英听到儿子的话，眼睛紧紧地盯住照片，用力举起手，指着照片上的李大钊，轻声说着“这个是我叔叔”。说着大声哭起来，在场的儿女们也都跟着母亲流眼泪。从这以后，李莲英又不再讲话，直至去世都没有对儿女留下任何遗言。而她病危之中认大钊像的这一情形却深深地印在了儿子李志成的心里，他能够理解母亲对大钊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在他一家人的心目之中，李大钊的形象是那样的崇高伟岸，他们就是怀着这样真挚的感情冒着生命的危险，珍藏了李大钊的文稿。

数年搜辑文稿，几度辗转成书

1927年李大钊牺牲后，李乐光开始整理李大钊的遗文，准备集印成册，适时出版。一是对李大钊的纪念，另一方面也可补充赵纫兰（李大钊妻子）母子的家用。然而白色恐怖之下，这些文稿的收集和保存都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后来李星华（李大钊长女）的丈夫贾芝回忆说：“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他（李乐光）在清华大学的地窖做编辑工作，后来几易其地，曾在一个医生家里工作，随后又在岳母赵老太太的掩护下继续编这部宣传主义的书。赵老太太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她把文稿从向日葵底下取出来；乐光同志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编；工作完毕又把稿子收起来交给老太太去埋在向日葵下，夜夜如此。”经过几年的努力，李乐光终于完成整理工作，将收集到的李大钊的文稿整理为四卷本，交由岳母赵毓保存。

1933年，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到北京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并与周作人、李乐光等人商

议文集出版事宜。周作人立即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朋友曹聚仁先生写信，请帮助出版：“守常殁后，其从侄（李乐光）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惟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曹聚仁答应帮忙，并请鲁迅写《题记》，然后交群众图书公司。这一年的10月，李乐光被捕，被捕前托岳母赵毓将自己整理好的部分文稿交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再由星华交给周作人保存，文集出版之事即由周作人负责。关于这一段公案，唐弢在《晦庵书话》中曾记载：“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规定要审查原稿。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守常文集》送审，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印成后自由发卖，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检查官’的笔下凌迟。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C书局——商务印书馆。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书稿送审，奉‘命’惟谨。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租界’当局的禁止，已经印成的都被没收。十年以后，上海，所幸纸版无恙，但因收录文章太少，离《全集》要求甚远，乃用《守常文集》的名义，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印出一部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守常文集》分别是1949年一次版和1950年二次版，所选文章皆源于李乐光收集的一、二卷本。而1939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文集》，只在当事人手中收藏有几本，但寻常是很难见到了。

神秘的“小包袱”

为了能够使文稿和照片得到完好的保存，李乐光还借回家乡的机会，把其中的一部分带回老家——乐亭县木瓜口村，交给三妹李鹤英保存。李鹤英是乐亭师范附小的教师，。有一天，李鹤英上街，正好碰到曹靖华（人称曹大麻子，叛徒）领着抓

党。曹靖华见到李鹤英抿嘴一笑，便匆匆地带人离开。李鹤英感到事情不妙，急忙回到学校，收拾好东西奔回老家木瓜口村，准备离乡到山西二姐家避难。离家前，她请人带信儿给四妹李莲英，请她速回娘家。李莲英得信儿后立即带着儿子李志成赶回，与三姐见面。事情紧急，李鹤英拿出一大一小两个包袱交到李莲英的手上，并嘱咐四妹，“一定要妥善保管这两个包袱，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独那个小包袱不能丢。保存好，等有机会转交给大哥”。 随即，李鹤英离开乐亭由滦县搭火车到山西避难。

李莲英和儿子李志成与三姐匆匆告别，取了包袱迅速回家。走在半路，李志成有些累，和母亲找个僻静地儿休息。小小年纪的李志成对三姨交待的包袱很好奇，偷偷打开观看。大包袱里面是一些衣服和布，小包袱里藏的是用笔墨抄写的文稿，厚厚的一摞，还有五六张照片。李志成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文稿就是大舅李乐光整理的李大钊的文稿，只是清楚地记着三姨李鹤英的交待：不管什么丢失，小包袱不能丢。

当时的乐亭县被日本宪兵占领，伪军为虎作伥，大肆逮捕党，他们深知木瓜口村出了很多党的大人物，如李运昌、李乐光、李晓光等等，经常过来清乡，西走马浮村紧邻木瓜口村，所以伪军也常常光顾，老百姓被追赶得东躲，时间长了，当地百姓形象地称这叫做“跑敌情”——敌人来了就跑，敌人走了就回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李志成和母亲总是妥善藏好小包袱，藏在柴火垛里、厢房里，后来干脆趁夜间在屋子里板柜下挖了一个大坑，坑里放上一口缸，用防潮的油漆布把小包袱包起来，然后再放在缸里面，掩埋好。第二天早上，又悄悄把挖出的土撒在自家院子的菜地里。李志成还把小包袱里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已家穿衣镜的后面夹层里。等到敌人清乡来到李志成的家里时，搜走了家里的布匹等物件，文稿和照片却得以安全保存。

书稿重见天日

1936年西安事变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李乐光等政治犯被释放并在组织的安排下抵达延安，从事工作。期间，因一直不曾与家人联系，家人不知其生死。1948年东北，李乐光任锦州，家人始知他的下落。1949年春，李乐光的大姐李翠英到锦州看望他，临行前，李莲英请姐姐把一直珍藏的小包袱原封不动地带给大哥李乐光。当李翠英见着李乐光时，分离十多年的姐弟，各自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劫后重逢，悲喜交加。李翠英指着自己手里的小包袱说：“我这次来，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带给你，只把这个小包袱还你吧。”李乐光从姐姐的手里接过包袱，打开一看，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高兴地说：“这可是宝贝呀！这个比好吃的好喝的要金贵得多呀！”由此，文稿终于交到李乐光的手中。

李志成参军离开家乡，转战南北，终于在十年后的19年回家探亲。回家的途中李志成转道北京，看望已是北京的舅父李乐光，可惜李乐光已积劳成疾，重病在床，此时正在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现北京友谊医院）住院。二人见面后，李志成询问李乐光，当年的那个小包袱里毛笔抄写的是什么内容啊，李乐光不无感慨地说道：“是李大钊叔叔的遗稿啊！”由此，李志成心里的谜团顿然解开，才知道自己一家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的原来是李大钊的遗稿。在舅甥的谈话中，李乐光还深情地给李志成讲了自己与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1927年4月6日前，李乐光（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由杨度处得知了张作霖下定决心到俄使馆区“采取大行动”的消息，急忙赶到原苏联大使馆兵营找到李大钊，劝李大钊离开。他说：“叔叔，你是不是要躲一躲。”李大钊说道：“我不躲，我不怕他们。”李乐光又说道：“您是不是要把胡子刮一刮？”李大钊回答道：“我不刮，刮了胡子，我就不是李大钊了，他们就不认识我李大钊了。”在此时，李大钊已经坚定了为主义而献身的信念，他视死如归的气概震撼了李乐光的心。

1970年，李志成调北京工作，一日偶到书店，见书店里摆着《李大钊选集》，随手翻看，只见前言上赫然写着“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李乐光同志和方行同志等”字样，不由

得百感交集，泪水充满眼眶。这份感动有对大钊姥爷的崇敬，有对舅舅李乐光艰难收集文稿的敬佩，也有自己一家人千方百计保护文稿，终能看到书稿出版的欣慰。

时光虽流逝，但是情感不会改变，谈及往事，李志成一再感叹李大钊真英雄视死如归的气概，他“铁肩担道义”，在生死选择上，是如此从容，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大义凛然，是傲骨铮铮的大丈夫；他“妙手著文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铸成历史的丰碑。作为后辈，李志成更愿意把这段故事讲给他人，让更多的人来感知这一段记忆，这一份情谊，去共同追随先烈，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