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折射的汉初法律精神

【《史记》文本研究】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Sept. 2018

Yol.33 No. 17

《史记》折射的汉初法律精神

屈時

(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渭南714099)

摘要：《史记》为世人呈现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同时，也记述了当时人们对法律和国家治理模式的 认知和理解，折射出中华法制的精神。汉初法律精神，“和合”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哲学思想和一种法律思 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社会在动态制衡中的统一，追求多元开放融合的思想。在法律制度建构中，体现了 以人为本、宽宥恤刑的价值追求和外王实践，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德主刑辅的社会治理手段。 “和合”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影响到中国传统社会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观念。

关键词：《史记》；和合;德主刑辅；法律精神中图分类号:207 收稿日期=2018-03-21

作者简介:屈琦（1974—），男，陕西乾县人，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理学、犯 罪与社会治理研究。

2015年10月20日，*在英国议会发表 演讲，认为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的中华法制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同年底他又撰文要求“注意研究 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 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1]5。《史记》作 为一部史学与文学经典，还包含有丰富的法制内 容，这些关于社会治理以及法律的内容也就由此成 为法制精神的意义构成，并以多向度的紧密连接关 系呈现出来，反映或者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法制 思想。多角度考察《史记》中的法律文化现象，科 学地总结中华法制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树 立文化自信，亦有益于我国现时法治发展。

(一）\"和合”是汉初法律构建的哲学基础从词源上看，“和”的本初含义是声音应和协 调，“合”的本初含义是上下嘴唇的合拢，两字各为 单一概念没有并用。“和”“合”二字连在一起使 用，在《国语•郑语》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 于百姓者也”[2]516之句可见。该句是称颂商契能和 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使百姓安 定和谐。春秋时期，老子、管子、荀子、孔子等都论 及“和合”，如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 和”[3]67。秦汉以降，“和合”概念被普遍运用并得 到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 之一。基于对暴法亡秦的反思，汉初统治者认识到 在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统治者不但要考虑自己 的利益，还要充分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需要一个 得到广泛认同的合适的理论来协调和整合社会不 同的认知和力量，“和合”作为合适的理论基础就 应运而生或者被纳入统治者的视野。

汉初崇尚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和合”是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思想,强调人 与自然之间并无绝对的分歧，自然是内在于人的存

K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28 (2018) 17-0037-06

一、思想向度:“和合”是

汉初法律精神的渊薮

哲学是以对存在、思维及其关系的研究，为法 律制定与发展提供理论前提，对法律制定奠定基 础，为法律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法律的制定与发展 离不开一定的哲学思想。

• 38 •

屈琦:《史记》折射的汉初法律精神第33卷

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在社会生活的 各个层面，“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 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 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4]。及至董仲舒，亦推 崇“和”，认为“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 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 之奉也”[5]933。“和合”哲学思想证成了天尊地卑、 阴阳和合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天然性，为当政者的统 治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和合”不仅被看作是天地间最普遍的原则， 还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理想与追求,同时也体现在 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具体实践中，即法律精神的 哲学基础也是“和合”。换言之，国家和社会治理 首先在于从思想观念入手，把“和合”的观念融入 思想控制中，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于“和合”的原 则，进而以“和合”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 到全面控制社会成员的功效。中国传统法律观念 和法律制度，可以说是上述观念、看法在法律领域 的应用和外化。法律的创制、运行及其目标追求， 都是以“和合”为原则。

(二）“和合”精神在法律中表现为\"仁”对于汉统治者来说，暴法亡秦的历史教训使之 意识到行“仁”的重要性。秦朝全方位的严刑峻法 历代无以望其项背，始皇帝“乐以刑杀为威”[6]258, 及至秦二世更是“繁刑严诛，吏治刻深”[6]284的情 形，结果秦历二世而亡。汉统治者意识到当一个新 的符合天命的王朝建立以后，其进行统治的法律手 段也要服从于天意，否则天就会易其天命，而将新 的天命赋予新的承接者。诸如陆贾向刘邦提出至 理名言:“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⑷2699建 议刘邦效法商汤周武“逆取”而“顺守”，实行德政、 仁政，文武并用。也有最高统治者“朕闻之，天生 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 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适见于天，灾孰大焉! ……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 大矣”[6]422的认识。是故施行“仁政”尤为重要， “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6]8°3。汉朝兴盛是 因为“汉兴至文孝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糜糜向 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 哉！”[6]437_438秦朝灭亡则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

之势异也”[6]282。

“和合”精神在法律中的“仁”表现为刑罚宽 肴。高祖入关前“约法三章”，为西汉宽简刑罚定 下了基调，之后吕后、文帝、景帝等继续推动法律删 削烦苛的进程，后文有叙，此处不赘。此外还应看 到，自高祖到景帝的几十年间，汉王朝倡导农耕，轻 徭薄赋,增加粮食储备，抑制行商，注重安民的 稳定性和具度的连续性，“萧规曹随”也是 “仁”的具体表现。

(三）推崇“和合”的社会状态

《史记》中就蕴含着关于“和合”法律精神的大 量表述，如《循吏列传》“上下和合”[6]30\"，《屈原贾 生列传》“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6]2492 , 《刘敬叔孙通列传》“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 乡风，慕义怀德”[6]2716。关于“洽”，学界普遍认为 即为“合”之意。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和 合”又有着不同层面的要求。首先在统治集团内 部要“和合”，即《三王世家》所谓“和合骨 肉”[6]2119;其次是社会成员要“和合”，即《乐书》所 称“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 [6]122°,扩大了团结的 范围，反映了要求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仁政”要求， 而“仁政”是“和合”的必然结果。《循吏列传》说 到“上下和合”时,列举了孙叔敖、子产等五位 的故事。如孙叔敷“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 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 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 生”[6]3099。由于施政合理，执法公正，“上下和合”， “各得其所便”，从而社会安定,“民皆乐其生”，所 以实现了政治的成功。又如《魏世家》云:“文侯受 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 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 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6]1839由于推行 “仁政”，实现“上下和合”的状态，国家强大起来， 使得敌对国“未可图也”。可以看出，在“和合”的 各个组成部分存在着冲突、转化与循环，如“和合” 问题可以转化为“仁政”的结果,“仁政”也可以转 化为“和合”追求的目标所在。

二、价值向度:宽宥恤刑

的法律价值追求

基于暴法亡秦的反思，汉初统治者逐步形成以

2017年第17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39 _

礼领法、礼法并用的法律指导思想。一度被排斥在 法律之外的道德，又回归到法律之中，开始了宽宥 恤刑的过程。《史记》对这一变化着墨较多。

(_)“和合\"思想表现出民本主义的价值观 汉初统治者主张以人为中心制事立法，提出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6] 1157，从秦汉之际 的历史演变经验中认识到，秦繁法严诛，以刑杀为 威，而忽视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没有做到以民为 本，故秦亡是失去了民心。刘邦率兵西进时，“诸 所过毋得掠囱,秦人喜，秦军解”；入关后，则“封府 库，约法三章;大喜” [6]361_366,这些则是得民心而汉 兴的原因。再如《史记》批评秦始皇“刚毅戾深，事 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 是急法，久者不赦”[6]238 ,故而失掉民心。与批评秦 始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力称颂汉文帝，认为汉文 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 义”[6]433,故而赢得民心而汉兴盛。故而司马迁称 颂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 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 载，德三盛也，家旗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分成于 今，呜呼，岂不仁哉？”[6]437-438

(二）“和合\"思想表现出宽宥恤刑的价值取向 在法律价值问题上，“和合”的要义在于约法 省刑，宽简平和,反对严刑峻法，法严令具。司马迁 认为严刑不足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法律越严 密，人越能犯法，所以“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 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 [6_

。汉初

法律在承袭秦朝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又逐步推行 “春秋决狱” ©的法律适用模式，呈现宽宥恤刑的价 值取向。汉明君主，都比较重视政治清明，在 法制上注重宽平，特别是刑罚上注重慎刑、恤刑。 从高祖到文、景二帝，自觉不自觉地长期推行一套 约法省刑，休养生息的。如高祖的三章之约, 惠帝除《挟书律》，文帝下诏除“三族罪”“妖言罪” “收擎罪”及“目坐罪”等，后又下诏废肉刑。再如， 文帝看过缇萦的上书后下诏：“诗曰‘恺悌君子，民 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 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 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 意哉！其除肉刑。”[6] 428汉景帝则延续文帝朝的法

制措施，刑罚进一步宽缓。总之，汉初刑罚的宽平 体现出一定的人道关怀和对生命的尊重。

(三）\"和合”思想的要义在于礼法交融，和合

—体

汉初对秦亡原因的反思,不是简单地认为暴法 亡秦，而是形成了礼、法并重思想。即贾谊在《治 安策》中所主张的的“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 势法制，人主之斧斤也”[7]111，力图援用道德的力量 来改造法律，救济“纯任法治”的不足。秦时一度 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道德，又回归到法律之中，开 始了礼、法交融的运动，直至魏晋隋唐，历时千年完 成“引经入律、礼法合一”。毫无疑问，“和合”思想 也历时千年全面渗透于法律之中。李刚认为：“由 于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成熟于汉，因此，这种思想

X寸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亦始于汉。”[8]在“和合”思

想影响下，传统法制中一些表面上好像对立的原 则、主张,被放置在“和合”法律精神下进行整合。 在礼、法发生矛盾时不是做出非此即彼的单项选 择，而是做出彼此兼顾的共赢选择。从某种角度而 言,现今时代的“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史记》 中的“礼法并重”思想是相通的，是对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三、政治向度:德主刑辅

的社会治理实践

《史记》折射的汉初和合法律精神，既是对西 周时就形成的“德主刑辅、明刑弼教”传统思想的 回归，也是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所以， 《史记》所折射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理想模 式，基本色调就是德主刑辅，强调君主有德、寓刑于 教、用人得当,将理政、治吏、驭民融为一体。

(一）在理政方面，反复强调君主有德的重要 性

如颂扬舜帝、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德流苗 裔”“德盛西伯”[7]33m

，称赞汉文帝“专务以德化

①春秋决狱，又称“引经断狱”，由西汉中期儒家代表 人物董仲舒提出，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即以 儒家思想为断狱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判案件的 时候，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 的根据，解释和适用法律，裁判案件。

• 40 •

屈琦:《史记》折射的汉初法律精神第33卷

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_3,认为“周秦之 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7]394 ,从而 得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7]1351，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7]2235的结论，把君主有德作 为治理者的最髙境界。同时认为，法律不是维护社 会秩序的唯一手段，它与道德互为表里。法律目的 在于惩治不法，道德功能在于引人向善，纯任暴法 而忽略道德，或者尊崇道德而轻视法律，都难以取 得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是故“礼刑并用”是最好 的办法。司马迁在《史记》中大力宣扬道德教化与 法律制约相互配合,认为礼、德要优于政、刑，非常 认同孔子所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7]3131。意思是以 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 以犯罪为耻;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 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又如在《孔子世家》 中引用的“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 中无所错手足矣”[7_之语，则在于强调刑罚 使用不能过度，道德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法律只 能作为国家治理的辅助手段,但两者都是不可或缺 的，反映出礼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辅而成的思想。 司马迁还认为：“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 国，诛伐不可僵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 耳，[7]1241显然，用“巧”才能得“顺”，灵活运用道 德教化和法律惩罚，才能做到事半功倍，达到良好 的社会治理效果。英国学者李约瑟比较认同这种 法律处理方法，他指出：“中国人有一种深刻的信 念，认为任何案件必须根据它的具体情况进行裁 决，也就是说，就事论事。” [9]77其实,任何时代的法 律创制都需要和所处时代的道德认同尽量一致，这 样的法律才称得上是“良法”，才能达到好的社会 效果。

《史记》还表达了寓刑于教的主张。汉初的政 治家们在分析、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以严 刑酷法治理国家是秦短柞而亡的重要原因,但法家 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孝景帝 统治时期。重视德教尚不能在统治集团中占据一 席之地,更不用说推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化理

念了。可能看到重刑法的风气长期延续带来的不 利后果，《史记》的基本色调就是强调德主刑辅，认 为法律只能作为治国理政的辅助手段，必须突出道 德的作用。如“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 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 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7]3°\"再如“坚革 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 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7]11。 认为统治者如果不施行仁政,即便有“坚革利兵” “高城深池”“严令繁刑”也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和国 家朝理想状态发展。

(二)

在治吏方面，强调人在治理国家、实施法律过程中的作用

国之兴亡治乱，政之成败荣辱,与吏治好坏息 息相关。如《史记》篇例结构中为商鞅、吕不韦等 作传，其目的之一在于证明秦六世君主广招贤才, 重视吏治而秦兴。值得重视的是，《史记》中的吏 有循吏、酷吏之分。循吏是“奉法循礼之吏，不伐 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此不教而民从其 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6]31〇°循吏 遵纪守法，照章行事，自然而然地取到良好的治理 效果。不难发现，这样的循吏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 彩，其社会治理思想属于“德治”，“奉法循理”肯定 的是道德的力量。与循吏相比，酷吏在社会治理中 少有建树。酷吏表面上实行严刑峻法，似乎是国家 法制的代表，其实更多是以制度为恶，靠暴力酷刑 维持社会运行，对国家长远治理损害尤烈，故《史 记》对酷吏多有批判。所以,治理国家社会要重视 吏治，重视人才，选好人才，用好人才，毕竟“安危 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6]199°。

(三） 在驭民方面，认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驭民就是把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相结合，把 政治、经济、法律、教化的各种手段调动起来，综合 治理，防范社会危机，用以维护汉王朝的长久统治。 《史记》的历史观，总体上认为是英雄圣贤创造历 史，但也意识到广大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 作用。如记述夏、商、周和秦、汉的兴亡更替，基本 上都有民心向背的论断。再如记“田氏伐齐”，认 为田氏之所以代齐取胜，是由于得到人民支持。 “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予民以大斗,行阴德

2017年第17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 41 ■

于民”，“由此田氏得齐众心” [6]1881。对于楚汉之 争，也认为存在“民心向背”问题，刘邦“诸所过毋 得掠卤”，项羽“所过无不残破” [6]361_365。两相比 较，人心向背对兴衰成败的作用跃然纸上。又如 《秦本纪》和《始皇本纪》关于取天下“得之难”而 失天下“失之易”的对比，《项羽本纪》和《高祖本 纪》关于强弱转化的对照，都体现了对民心向背作 用的认识。

四、文化向度:和谐有序

的法律精神认同

《史记》产生以后，其描述国家兴衰成败过程 以及人物故事,所蕴含的治道精神与治国理想在国 内普遍传播，得到当时各阶级阶层的普遍认同，对 于民众的情感、观念、行为等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和塑造作用。《史记》多处表述和对事件的记载 表明，“和合”法律精神在当时得到普遍的社会认 同，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

(―)在精神层面，反映了汉初儒法整合的进 程

董仲舒适应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巩固政治 大一统的需要,Xf荀子、孟子学说系统整理,X

#法学 绝对君权说与阴阳家阴阳五行说融会吸收，创设了 融会各家所长的新儒学，从而丰富了儒家思想，奠 定了汉朝法律儒家化的基础。“是时，上方乡文 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 《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6]3139董仲舒老病致仕 归家后，汉武帝每有重大政治决断和案件需要咨 询,则派遣张汤亲赴董仲舒家问其得失。根据董仲 舒的答复审理的案件有二百三十二件，这些案件都 是按照儒家思想的理解作出判断，此即“春秋决 狱”。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国家法律还很不完 善，现实生活中很多案件难以找到具体法律条文做 依据，儒家的经典大义和代表人物的论述便成为处 理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时，受先秦时期重刑思想的 长期影响，刑法非常残酷,“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 大义和代表人物的论述引人司法实践之中,为司法 的相对宽缓开辟了道路。武帝以降,以春秋经义决 狱蔚然成风，对于后世各王朝影响甚是深远，儒家 思想逐渐全面渗透到历代法律之中。瞿同祖先生

指出:“儒者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他常于法 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 法律无正文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 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而为最高 的原则，与法理无异。”[10]257

(二） 在制度承继层面，体现汉承秦制

汉初立法基本上继承秦律，“沛公至咸阳，诸 将皆争走金帛财务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 令图书藏之”[6]2014。但汉虽承秦律，却更有创新。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 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6]3319叔孙通定的 礼仪，正是来自于西周的礼,而礼的基础却是“天 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加之汉初对秦亡的反思，儒 家思想争夺正统思想地位的过程中,其法制从其诞 生以来就直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特别是汉武帝出于 统一思想的目的，设太学、立五经博士、招揽儒学之 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3118封以官职，此后儒学 成为国家显学,为礼法并用的落实和社会治理模式 的转型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三） 在法律创新层面，主张“法后王”司马迁认为片面强调“和合”会导致思维方式 的僵化，缺乏创新性，因而主张“法后王”，认为后 世的实践与法律制度更切合现实，要根据时代发展 而有创造，不能泥古不化。“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 采者，何必上古？……传曰：‘法后王’，何也？以 其近已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6]686又如“五 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 也……三代之事，何足法也。”[7]2所以，“居今之 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 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 ”[6]878对不 能与时俱进，死守陈腐教条的人则予以否定，认为 “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 成祸乱” [7_

,把魏其诚、灌夫当作“腐儒”来批判。

对于能适应时代潮流，不故步自封的人则加以赞 赏，认为“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 卒为汉家儒宗”[6]2726。叔孙通能根据时代的发展 变化,制订新的礼仪，故给予其很高评价。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认识难能可贵。其实，司马 迁本人就是“法后王”的践行者，《史记》的古今篇 目比例也折射出“法后王”思想。《史记》共130

• 42 •

屈琦:《史记》折射的汉初法律精神第33卷

篇，专记汉史62篇，兼记汉史11篇，汉朝历史到 《史记》成书只有一百多年时间，而三代以前的那 么长时间,却仅记1篇。在表的运用上也体现出了 “汉后王”的思想,如三代作世表，之后作年表，秦 楚之际作月表，汉初则作分门别类的专门表即为例 证。

(四）在生活层面,赞赏和谐节用

汉代儒家向往上古政通人和，风气醇厚，天下 为公的大同和谐盛世，因此其在各个方面都尽力模 仿古代，和谐、安定、平静、秩序的社会成为人们憧 憬的模型。司马迁称颂唐尧时代“九族既睦，便章 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邦”[6]15。和谐还体现在节 用自然之物,“节用水火材物”[6]6, “取地之财而节 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6] 13,赞赏文帝“霸陵山 川因其故，毋有所改”[6]434。汉以后，天人合一、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因为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 和伦理感情的需要，一直绵延下来。

《史记》中的很多观点，不但在司马迁对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直接品评中有所表现，而且在对 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历史人物的描绘中也有呈现。 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 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11故而，本文在

叙、评论中发掘的，其中不正确的理解甚至于谬误 恳请指正。

参考文献：

M

[1]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J].求是,2015

(1)：3-8,

[2] 国语:第十六卷[M].徐光烈，等校.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2.

[3] 论语[M].张燕婴，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张立文.中国文化的精髓一和合学源流的考察[J].

中国哲学史，1996(Z1) :43-57.

[5]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诸子集成:补编一[M].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班固•汉书[M] •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

[8] 李刚.和合思想及其演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1(1) :70-75.

[9] N •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

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0]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

馆,2010.

[11] 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4.

【责任编辑朱正平】

论述《史记》折射的汉初“和合”法律精神时，有些 材料并不是司马迁的直接议论，而是从其大量的记

The Legal Spirit in Early Han Dynasty Reflected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QUQi

(School of Marxism,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Records states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a, and also describes people* s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 of law and governance model, which reflects the spirit of Chinese legal system. Hehe, the legal spirit of the early Han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way of legal thinking. It emphasizes the unity of dynamic balance among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in pursuit of multivariate open mi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Hehe embodies people-first value pursuit, for­gives the petty crime and reduces the criminal penalty.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s the social governing means-morality-primary, punishment-secondary, which is peculiar to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Hehe penetrates into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and influ­ences the basic ideas about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life in ancient China.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Hehe； morality-primary and punishment-secondary； legal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