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教育的现状

——读《直击中国教育底线》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中国的教育却长久以来一直饱受人们的诟病，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没有优质的教育提供人才资源的保证，那么它的发展必定不会长久，注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能成为人们扼腕叹息的对象。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发达的古代文明，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儒家文化的源远流长，儒家的教育无疑是传承这种文化最直接的载体。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的入侵，儒家的教育在形式上被中断了，但是它在本质上仍深的扎根于现在的教育中。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以来，经过20多年的教育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教育当成功利的手段。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钟明华教授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教育当成功利的手段，没有对真理的追求。比如很多人学理科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本身就是对教育的抹杀。中美教育的差异，就是对知识智慧真理的推崇，还是对实用的追求。我们的“标准答案”的评判体系过早地遮蔽了学生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广州大学社科部副主任罗明星指出，由于中国的教育总是把小孩当成终极目标来考虑，而没有把小孩放在社会角色来考虑，所以当孩子成为规定目标，成全了父母的愿望之后，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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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孩子缺乏发展的后劲。教育的资源像一块蛋糕，我们现在多数是盲目的拼命的竞争，所以家长、学生、老师都很痛苦。

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的教育像复印机，一批一批的一代一代的复印人才，每个时代可能用的纸张不同，但是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国内，教育的功利性越来越强，不少地方看到怎么有利于升学，就怎么办教育。因此今天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无法绕过、也无法拖延的重大问题。”日前，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接受信息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就必须创新教育，建立新的人才选拔教育机制，建立有利人才成长的新教育观。

冯增俊认为，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百余年的教育史，如果说，上个世纪面对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许多爱国志士高喊“教育救国”尚有偏差的话，那么在历史的今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中国已经到了再一次发出“教育救国”的呐喊之时。

“‘应试教育’的要害是‘统一’， 强制学生按一种方式思考和答题。”冯增俊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应试教育”，最重要的是建立新的人才选拔教育机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建立有利人才成长的新教育观，主要有：一是突出人的能力培养，把能力培养纳入民族文化建设的内容，唯才是举。二是鄙视一味追求分数、唯分数是图的教育行为，鄙视那种高分低能制造者。三是在教育体系中营造用创造精神指导教育教学、有利于创造力培养的氛围。四是倡导创新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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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和改造传统的学究式学习，大力宣传创造意识。这些既体现在教育中，也应体现在国家的用人制度中。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我觉得中国教育过于功利性，把人的培养看成是制造GDP的工具，这是应试教育，不是素质教育，不利于人的成长。”

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上的重大错误，冯增俊说：“以发展优质教育为由，其重点发展的是优质升学教育，是以升学为主的教育，不是素质教育，不是平民教育，也不是全民教育。”

南京大学教育管理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桑新民提出，我国的教育欠缺“中国智慧”。“中国教育要想争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关键在于是否有自己的精、气、神———即教育理想、教育价值观、教师人格以及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要把这一系列的教育精、气、神转化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的社会心态，在返璞归真中找回中华教育之魂，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教育制度，并能成为未来我国社会的有效保障。

中国教育的另一弊端是行政化色彩浓厚，尤其在中国的大学表现的更加明显。大学行政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曾经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一本身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这一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本科院校的与校长为正局（厅）级，专科院校的、校长则为副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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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进入21世纪之后，为加强对高校的管理，位列985高校的大学和校长，成为直接管理的副部级干部，出现了所谓的“副部级大学”。 这一情况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带来以下弊病。 首先,由于高校领导是由上级主管部门选拔、由部门任命的，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乏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其次，外行领导内行，弱化学术氛围。从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致使那些有先进办学理念、较强管理能力，但无行政级别者，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而那些从官僚体系中选拔上来的领导，对办学兴趣不大，更在乎领导岗位所带来的职务变动、级别变化。这些人的首要身份是，其次才是教育管理者。

当然，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重视，高校去行政化已经被许多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广泛讨论，有的高校已经在展开了去行政化的改革。

教育不公平现象也存在的相当普遍，虽然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连年增加，但是七成以上的受访者对投入总量“非常不满意”。相关资料显示，近几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一直徘徊在2.79%〜3.32%，远低于同期世界4.4%的平均水平。

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有两大关键词：经费投资主体、经费投入方向。从经费投资主体来看就是国家和地方财政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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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而在经费投入方向上，具体包括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中的投入比例、城乡区域性的投入比例。从目前现实来看，对有限的经费在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状况。同时，在教育成本的分摊机制上，也存在着失衡的状况，截至200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12231.09亿元，国家投入只有20%，学生承担55%。这在一定程度表明，宏观教育能力有所弱化，很不利于促进教育公平。从城乡差距来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从区域来看，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而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

同时，每个人受到良好教育机会会因地域的不同而产生区别，不仅地方高校在招生时指标向当地倾斜的现象比较严重，同时，国家重点高校在实际招生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本土化”倾向。根据相关资料综合估计，复旦大学约2/5的生源来自上海；中国科技大学约1/6的生源来自安徽；武汉大学约一半生源来自湖北；浙江大学约70%的生源来自浙江，北京大学北京生源的学生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我国教育支出较国际水平也高出很多，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每位大学生年均培养费用超过10000元，是县城居民5〜8.6年的收入、农村居民14〜18年的收入。近十年间，我国大学学费猛涨约25倍，而同期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倍。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高校学费标准，学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一般在20%左右。我国目前人均GDP约15218元人民币，按平均8000元的学费(含住宿费)计算，这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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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占人均GDP的52.6%，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仅是经济上崛起，应该是包括教育在内的全方位崛起，教育的发展反过来也会为我国的崛起提供智力支持，这应该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现在却并没有出现这种良性互动的局面，中国教育改革实际上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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