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隐居者

历史的隐居者

作者：陈文茜

来源：《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3年第24期

从台北新生南路紫藤庐隔壁小巷走进去，你会经过两排难得整齐的公寓，阳台种着妖艳的九重葛，走到底，便会看到这面朱红砖墙。

走进墙里，像在没落小区里寻找没有门牌的人家。文史学家指点，顺时针十二点后方，那个看似废弃的老建筑之后，便是殷海光的家。

殷海光生前就住在这里，他是除了胡适之外，50年代唯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从当台大讲师、教授，到被赶出台大，成为续聘教授却不得开课，殷海光一生住在这儿，直到1969年9月15日送至台大医院病危前，整整13年。

殷先生生前不求名，也不怕向人借贷，本来台大不续聘不给薪水时，他还想做个小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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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特工天天去巷口站岗，他在池子里泡完澡，刚好精神抖擞，索性叫骂一番。控制的教育部门一方面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顾问，等于领威权的赡养费。按汪幸福著的《殷海光传》，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把顾问聘书往外一扔，叫送聘书的老党工滚蛋。

我不是殷海光的子弟，殷先生去世那年我11岁，直到12岁时才第一次阅读他的弟子何秀煌写的《零与一之间》。人们说他脾气怪，小时调皮不好好念书，辍学之后当店员，受老板娘欺负。我的老友李敖则说他喜喝英国下午茶，没书教时想做生意却非赚钱的料，只能靠太太做裁缝贴补。即使叙述他人相当无遮无掩的李敖，也永远记得给殷海光一个没人能抢的位子：“时代后，中国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殷海光没书教后，国外研究机构请他，仍被蒋介石禁足，海耶克学术会来台也不派他参加。他曾自我调侃：“我成了笼中鸟。”“我已成众矢之的，我的门可罗雀，我偶然上街到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已成‘绝地’，无法谋生、如坐围城，且无地容身，实际的低度生活也日渐困窘。”

人们可能不知道，殷海光死的时候极其卑微。比如要不要接受弟子的接济、该不该打点滴、住一等还是二等病房。哲人走了，舍不下的是他手中抓不住的社会，但缠绕着的却尽是穷困的金钱窘境。

殷先生走之前，见到弟子们时说：“这次不行了。”众人静默不语。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我并不怕死，只是觉得责任未了。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我的学问算不了什么，但我有超越时代的头脑与宝贵的经验。”

50年代来台的最后一批知识分子，看着自己家也散人将亡，在隐居的孤岛上喊，想挽回时代的良知，但何其难！殷夫人记载，他死前瘦如皮包骨，有天帮他洗澡，看着他的肉皮，真想痛哭一场。“像这样的身体，别人早就倒了，你怎么还能站起来走到浴室淋浴？”

1969年9月16日下午4点，殷海光先生失去知觉，5点45分去世，享年50岁，比现在的我小五岁。

殷先生死前，曾说他责任未了，看着时局，死不瞑目，他死的时候眼真没合上。他的家人后来经人多方奔走，才一个一个远离，夫人在美“当过佣人、当过大厨，每天在餐馆工作14个小时”。殷夫人曾在《殷海光全集》的序言中，问这个他们付出甚多的社会：“我们的不幸及牺牲值得吗？”

身为后代的中国人，我没有勇气回答，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