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及数字化

作者：杨莉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6期

杨莉

(西北民族大学 图书馆，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是在吐蕃文字创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数字化目录学是目前藏文文献目录学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藏文文献；目录学；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 2012)06-0109-03

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是在吐蕃文字创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吐蕃在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为了加强统治，积极学习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致力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派大臣土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他们返藏后仿照古印度梵文、结合实际创制了藏文，创制了吐蕃文字，即现在的藏文。藏文创制成功后，桑布扎等人将梵文的《十善经》、《宝星陀罗尼经》、《月灯经》、《莲藏经》、《十一面观音经》、《十一面陀罗尼》、《最胜莲花经》、《密乘仪轨经》等佛教典籍译成藏文版，这是比较早的藏文版典籍。此外，桑布扎还编著了《文法根本三十颂》和《文法添性用法》等佛教经典。桑布扎之后，藏文著述和翻译事业的继续发展，为以后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赤松德赞时期，是藏文文献发展的兴盛期。赤松德赞是吐蕃赞普之一，大约于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嗣位，在他在位时期，吐蕃社会臻于全盛，不仅表现在武力强大，还表现在他对吐蕃王朝内政建设和不断引进、学习、吸收外族文化，振兴吐蕃佛教文化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赤松德赞组织人员编辑存放在旁塘、登噶、钦朴三座宫殿内的译经，为了便于检索和查找，他让人将翻译后的译经编成目录。目录编辑工作一直持续进行，至吐蕃赤热巴巾时期，藏文板《旁塘目录》、《登噶目录》、《钦朴目录》三大目录编辑完成，标志着藏文典籍目录学的初步呈现。其中，《钦朴目录》是在赤松德赞在位时由大译师完德贝则热支达奉命完成，他把钦朴宫中所有藏书加以整理后分类编目，因藏于钦朴官而得名，可惜此目录到后来失传了。《登噶目录》也是赤松德赞在位时，由噶瓦·拜则和昆·鲁益旺布等完成，噶瓦·拜则等人将译经书目进行分类编目后，藏于桑莺寺的登噶宫殿得名。这部目录原写本据说也于13世纪后失传，但其内容被目录学家布敦抄录于《丹珠尔目录》杂部中而得以流传，约有六、七百种，分为27个类目。这是流传迄今最早的一部藏文目录，对以后的目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庞塘目录》是译师们把藏于庞塘噶美宫的所有藏书进行分类登录，按八个音节为一颂，三百颂为一卷的规则编目。据说该目录编排详尽，因藏王达玛灭佛，此目录也遭散失，其具体内容不详。

藏文目录学的发展主要是随着藏族佛教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赤热巴巾之后，信奉苯教的朗达玛王继位，佛教，禁止译经，焚毁多数佛典，破坏寺院，令僧侣还俗。此时僧徒多避难国外，佛教一时衰微，史称“达玛灭佛”，使佛教及僧人译经事业在吐蕃地区暂处于停滞状态。目录学也一度荒废。

自11世纪时期起至1949年前，佛教复兴并继续发展，各教派应运而生，竞相发展，僧人、学者们著书立说，各种著作纷纷问世，出现了藏文化上的繁荣景象。语言、文学、历史、佛经注疏应有尽有，促成了藏文古籍目录学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目录学著作主要围绕藏文《大藏经》编辑形成。由于《钦朴目录》和《庞塘目录》的失传，故《登噶目录》是编纂藏文《大藏经》的主要依据。《大藏经》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甘珠尔》主要是佛祖之教典，又称“正藏”，是噶举派僧人贡噶多杰编订的一部佛教丛书，包括显密经律、戒律、般若、华严、宝积、经集、涅槃、密乘等。《丹珠尔》称“副藏”，是噶举派僧人布敦仁钦珠大师主持编集的。

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非常珍贵的文物和文化成果，不但是一部佛学丛书，而且也是一部汇集各科知识的百科全书。包括了4500多种藏文书籍。它的典籍大部分译自梵文，另一部分译自汉文，其中保存了很多印度已经失传的重要论著，是极为宝贵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遗产。

《大藏经》整理与编纂完成后，明永乐九年（141 1年）在南京刊印了藏文《甘珠尔》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在北京又补刻了《丹珠尔》部，并颁发到藏区，藏区僧人学者才纷纷抄录，从而出现《大藏经》的不同版本。围绕《大藏经》的抄录，《大藏经》在这一时期也相继出现各类目录版本。如《大藏经目录论典广说》，藏历饶迥水鼠年(1312)，由译师索南俄色、江若-绎曲本等人把全藏区所有能找到的《大藏经》原本收集起来，经过校订、编纂而成IlI。《蔡巴甘珠尔目录》由噶举派僧人蔡巴·贡噶多杰(1309 - 13)编订完成，他把拉萨蔡贡塘寺院的全部佛典收集起来，在布敦大师的帮助下编订完成。

藏族目录学家布敦-仁钦珠(1290-13)，对藏文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先后编订了4部藏文善本目录，有《大藏目录》、《布敦目录》、《善释教法史经录》和《所译出的佛经和论典目录》。这四部目录学著作被收集在《布敦全集》之中，在藏文目录学史上具有很大影响。

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大藏经》在藏区的抄录刊刻，里塘、卓尼、拉加、德格、雪域等《大藏经》目录版产生。

《甘珠尔目录》是《大藏经》目录的分支，分里塘版《甘珠尔目录》、卓尼版《甘珠尔目录》、拉加《甘珠尔目录》、德格版《甘珠尔》、雪域版大藏经《甘珠尔目录》等多种。

里塘版《甘珠尔目录》，藏历饶迥土鸡年(1609)，云南丽江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编刊。却吉旺秋根据琼结秦瓦达孜官存放的《甘珠尔》为蓝本，刊刻了《甘珠尔》，并于1614年编订了此《甘珠尔目录》；卓尼《甘珠尔目录》，由甘肃卓尼第1 1世土司玛索贡布主持刊刻，该版选用里塘版、抄本《甘珠尔》等版本为蓝本刊成，全书由卓尼寺高僧杰尊扎巴校勘，并编订了目录，该版共7部，其目次分为：(1)秘密部，(2)经部，(3)般若部，(4)宝积部，(5)华严部，(6)律部，(7)目录部；德格版《甘珠尔》由德格土司却吉-巴登泽仁主持完成；拉加《甘珠尔目录》以德格版《甘珠尔》为蓝本，目录由七世班禅大师丹贝尼玛编订；雪域版大藏经《甘珠尔目录》，此目录由卓尼格西洛桑嘉措、德阳侍续丹增赤列、喜饶嘉措大师、帕蚌卡活佛强巴丹增赤列嘉措、侍读嘉旺活佛等人编制完成。

《丹珠尔目录》也分为多种，如布达拉宫《丹珠尔目录》、卓尼《丹珠尔目录》、德格《丹珠尔目录》等。

布达拉宫《丹珠尔目录》，是第悉桑杰嘉措以五世喇嘛的名义任施主，主持编辑完成。该版参考了夏鲁、哲蚌，色拉、昭寺、琼结等寺院所藏《丹珠尔》最后编订而成；卓尼《丹珠尔目录》，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安多卓尼第十四代土司丹松才让任施主，以德格旧版为蓝本刻印；德格《丹珠尔目录》，乾隆九年(1737)，德格第四十二代土司丹巴才让父子任施主刻印。其版本是以校订了七种不同的《丹珠尔》版本后校订刊刻。

另外，《三大寺藏书目录》、《历辈喇嘛和班禅藏书目录》、《罕见书目》等也是比较重要的《大藏经》目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藏族文化的发展，藏文典籍的整理步人新的阶段，无论从目录数量上，还是类目编排上都较以前有明显的进步。目录学著作主要有：拉卜楞寺《藏书目录》1959年，上、下两册，全书收集了177家高僧大德的论著；德格印经院《印版目录》，1983年版，是当今保存藏文文献最多的目录书，其中许多版本是传世孤本。该书目共分为类：(l)总集，(2)全集，(3)医学历算，(4)语文，(5)诗词，(6)传记，(7)史地，(8)经论；《藏文典籍目录》1984年，由北京国家民族图书馆编辑、并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目录编辑科学，别具一格，全书藏、汉合璧，并附有著者简历，是目录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当今最好的目录；《藏文典籍要目》1985年由青海省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共二册。这部目录主要参考《珍藏书目》，共分21大类，收录了2万多种书目；崔成仁钦所编订《丹珠尔目录》，198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在《丹珠尔目录》中具有代表性，是一部很好的丛书目录。

历辈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荟萃了藏族学者的聪明才智。藏文文献目录编纂的目的也如同汉文文献一样，为读者在浩瀚的藏文文献中有目的的阅读和检索提供便利。进入2 1世纪，数字化成为文献整理和保存的热门话题，为藏文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建立既能为普通型用户提供检索、浏览等初级服务，又能为研究型用户提供研究支持等高端服务，且便于图书馆管理的藏文文献的数字化环境，成为新世纪藏文文献目录学研究与发展的方向。

传统藏文目录都是书本式目录，且分类方法多不统一，给藏文研究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们要转变传统的保守观念，加强馆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形成统一的编目规则，同时大力加强数字资源与数字目录的研究，大胆进行新目录学的探索。

北京大学王锦贵教授指出：“我们应该从行动上冲破以书籍为载体的传统目录学的局限，立即把重心调整到网络信息目录工作及其检索工具上来”。目前，藏文计算机输入法的运用、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藏文文献目录的编纂提供了可能，一些藏文文献收藏量大的单位开始运用计算机著录文献，形成电子版藏文文献目录，这是比较好的现象。比较汉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相对滞后些，但我们可从汉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与实践中找到经验，少走弯路，寻求藏文文献目录学的突破。南开大学柯平教授指出：“数字目录学不仅仅限于数字资源的揭示与报道，还要从知识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知识的体系中，数字目录学应当承担两种功能。一是知识记忆与导航功能。数字目录学家要成为知识导航员，除提供OPAC检索、跨平台检索、一站式检索外，还要提供面向主题和面向问题的知识导航，要主动地根据社会的或者读者的需求编制一些导读系统，有针对性地、定期地把某一领域的资料搜集起来做成索引，提供个性化的导航服务”。因此，现代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书名、作者等简单著录式的目录格式，要进行文献的深加工，为藏文研究者做知识导航员的作用，共同开发丰富的藏文文献。

藏文文献目录学数字化要做的工作很多，目前首先要做的是开展藏文文献的普查工作，编辑地区性藏文文献联合目录和全国性藏文文献联合目录。2007年9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简称）认为：“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如现存古籍底数不清，古籍老化、破损严重；古籍修复手段落后，保护和修复人才匮乏，尤其是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和整理人员极度缺乏，面临失传的危险；大量珍贵古籍流失海外。因此，加强古籍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古籍保护工作”。《意见》对于摸清全国藏文文献的数目，保护和合理开发藏文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普查的结果最终将形成统一规格的地区性或全国性藏文文献联合目录。是开发藏文文献，实现资源共享的必要手段之一。

其次，编纂比较详尽的藏文文献提要目录。编纂藏文文献提要目录，要充分吸收前人的成就，要较为详尽地介绍每部书的书名、卷（册）数、作者、内容、版本特征、藏书处、版本源流和存佚状况，从而为学术界提供准确、全面的藏文文献目录，以便于学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更好地挖掘民族文化的精粹。

其三，加快自动化建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文献处理和信息服务。藏文文献不同于其他文献，它在语言、词语结构和分类系统等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必须着手研制适合藏文文献分类编目特点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和信息检索系统，以提高藏文文献开发和利用的速度和效率，适应网络化检索的需要。

最后，联合各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藏文文献全文数字化环境下，建立各类专题目录，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深层次服务。

藏文文献目录学数字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要本着统一思想，加强协调，合理开发、利用的目的，促进藏文文献更好的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