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的转变，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 方面的比较优势。市场驱动型城镇 化的核心要义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 动，也就是说要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 和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土地、资本、技 术等要素在城乡、区域之问自由流 动、自由组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重组，进而收到提高城镇化效率之 功效。 进一步地看，城镇化进程中各相 关利益主体的大量选择性决策需要 以获取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准确 信息为前提，方可以较低的代价提升 资源聚集的密度，提高供给效率。故 而形成一系列管理良好的要素市场 是新型城镇化的必要前提。土地等 各类要素配置机制改革要解决的问 题，就是为推进城镇化奠定有效配置 空间资源的稳固制度基础，同时解决 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包括人民之 间、人民与之间、各级之间） 围绕资源再配置而产生的利益分配 问题。因此，下一步要尽快打破计划 经济时代形成的制度壁垒，促进土 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自 由流动，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 系，唯有如此方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 要素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这不是 简单的放权，而是资源配置机制 的根本性转变，需要土地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投融资改革、财 税改革、行政改革等各个子 系统的改革予以配套。也就是说，要 依靠一揽子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摆脱 过去主导，以“造城”为主要路径 的城镇化模式，依靠市场力量的驱动 实现高效率的城镇化。更进一步说， 城镇化驱动模式转换的意义已经超 越了城镇化本身，成为探索与市 场的合理边界，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 的一次难得契机。在原有的改革红 利逐渐耗尽的今天，如能以城镇化为 突破口，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 合，实施新一轮改革，将可能创造出 新的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城市化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构转变和 品质提升的过程。发展的转型升级 必须建立在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而 生产率的提升必须依靠生产方式的 转变。传统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差别 就在于生产方式，同样，传统服务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差别也表现在生产 方式上。现代生产方式的表现是生 产的分工深化，获得规模化生产能力 和规模收益，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 提升。未来城市化的进展和生活水 平的提高会直接牵引产业服务化。 因此，在推进以要素自由流动为核心 的改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将制度变 革与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结合 起来，以城市化发展提升效率，推动 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就业，通过 城市产出效率提升奠定城乡统筹的 基础。 中国服务业效率低下的主要原 因有两个：一是现代服务业长期受到 垄断、价格扭曲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的困扰，服务业的就业大量集中在传 统服务业部门。二是各级片面 地将提高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视为无条件的“发展规律”，从而采取 了大量降低劳动生产率的。为 了扭转这一局面，在市场驱动型的城 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放松管制、打 破垄断，用供给面的改革激发服务业 的活力。同时还要更加注意尊重经 济规律，认识新型工业化和第三次工 业的发展趋势，确立以提高效率 为前提，着力通过制造业的服务化来 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另外， 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特别要注意， 不应将服务业比重指标设定为国家 战略意图；恰恰相反，为提高生产效 率计，中国还要强调发展制造业的必 要性，同时将服务业的发展建立在坚 实的制造业实力基础之上，以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业的稳步发 展。假以时１３，服务业在统计上的比 重提高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但同时也要看到，市场驱动型城 镇化并不意味着在城镇化进程 之中无所作为，而是要校正的缺 位与错位，将的作用定位在因势 利导、顺势而为，促进市场高效运行， 维护社会公正。 从效率一端考量，市场中存在信 息不完全、外部性和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市 场失灵在城镇化过程中常表现为人 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 堵。在市场的无形之手无法有效发 ２０１４・５中国科技财富 特别策划 挥作用之时，的有形之手应当因 势利导，在搜集和发布信息、克服外 部性、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维护自 由竞争、鼓励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从公平一端考量，维护社会公平 既是城镇化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 城镇化质量提高的重要内涵。维护 公民在基本生存权利、健康权利、发 展权利等方面的平等是的基本 责任。今后要着力弥补过去在 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上的 “缺位”，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 度，消除因城乡身份差别导致的权利 差别。 当前尤为迫切的是要努力推动 农民工市民化，提升城市非户籍人口 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以此为突破口， 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需要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不仅符合公 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一方面， 从要素供给层面看，推进农民工市民 化能够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 度，提高劳动参与率；在１５－５９岁劳 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的 情况下，这是增加劳动力供给，降低 “结构性减速”幅度的有效办法。模 拟表明，如果中国能够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期间，每年将劳动参与率提高１个 百分点，将会使此期间平均每年的潜 在ＧＤＰ增长率提高０．８８个百分点（蔡 防，２０１３）。另一方面，从要素配置效 率层面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 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 移仍将带来资源再配置的效率改进， 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 的健康持续发展。 总结以上论述，未来的中国城 镇化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一方面更加注重有效发挥市场机制 作用，另一方面纠正的“越位”、 “错位”与“缺位”，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发挥好在弥补市场失灵、维 护公平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 与力量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 走出一条均衡、高效、健康的中国城 镇化道路。 当然，以上提出的只是原则性的 初步思考，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还远远 没有定型，探索与市场最优边界 的改革也仍未有穷期。 （作者单位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 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