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4月08日 20:01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我有话说(11人参与)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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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谜团。根据上周五公布的3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失业率已经从大衰退高峰时期的峰值10%下降至6.7%。但是与此同时,根据当月数据,16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只有63.2%的人参与了就业市场,尽管这一比重小幅上升,但自2000年起该比重已经大幅下降。即便是在较为近期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还是一个就业率、就业增幅以及劳动参与率齐头并进的国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大相径庭。
为什么会这样呢?把就业市场设想成你成功举行了好几年的春季派对。今年你再度发出了请帖,但是这一次的回应远没有前几年那样热烈。
一种可能性是,你只需要更加热烈地宣传自己的派对就好了,用过往派对的欢乐场景作为刺激物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大家的兴趣点从你的派对转到了其他活动上。
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整理到底是上述情形中的哪一个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低迷,从哪一角度入手最有希望扭转这一情况。低迷的劳动参与率是不是周期性的?如果是的话,那么若我们推动经济加快增长,劳动者是否会像之前那些经济景气时期那样回归就业市场呢?抑或,我们需要解决经济中更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然后才能期待劳动参与率低迷的情况出现实质性改变?若这些问题是与退休或抑制就业等难以通过改变,或本身就是由造成的,那么采取以往用过的货币或财政可能不会带来多大效果,而这一点恰恰没有受到华盛顿多大重视。
美国非农就业人数
失业率数据只是涉及了就业市场中(包括就业人士以及寻找工作的人士)没有工作的那一部份。自从大衰退时期以来,失业率数据一直在缓慢下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劳动参与率并没有得到改善,目前这一比率的水平基本与1977年时持平。
劳动参与率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由于更多的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同时“婴儿潮”一代在七八十年代进入黄金(1311.20, 12.90, 0.99%)工作年龄,有经验劳动者薪水也有所增加,劳动参与率因而上升。但是在过去10年中,这些趋势均趋于平稳。同一时期,参与率开始下降,经济出现衰退之后这种下降尤为明显。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参与率的下滑不过是暂时的,仅仅是大衰退之后的周期性结果。若真如此,那么我们便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继续扩张,劳动者将回归就业市场。一些研究对这一观点给出了支持。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经济学家们在2013年的研究中发现,在就业下滑幅度较大的州,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幅度也较大。研究还发现,在过去的衰退和复苏周期中,上述变量之间还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但结构性调整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原因是人口的增长放慢。2012年芝加哥联
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经济学家在研究中估计,自从大衰退开始以来,劳动力参与率的下滑中有大约四分之一可被追溯至退休。其他经济学家则将下跌的大约50%归咎于婴儿潮一代逐渐老去。
不过,婴儿潮一代的老去并不能解释整个问题,因为年轻劳动者的参与率也有所下降。而这种下滑背后有着多重因素,譬如纯粹个人懈怠懒惰、没有创造就业激励机制、教育和训练匮乏、更多人寻求残障保险等等。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也削弱了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拉低了工资增幅。这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就业者们需要获得必备技能才足以胜任高产能工作、赚取体面的工资,然而当今的有没有投入足够多的关注?
必须为当今的就业市场现状找到最合理的解释,这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解释对应了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虑到劳动参与率和新增就业都有周期性波动,联邦推出可以提高积极性的就显得颇具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Obama)“有针对性、及时、暂时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走了一条正道呢?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现在可以渐渐看出来,该计划并非治疗剧烈下滑、有力重振旗鼓的良药。
大衰退期间,投资、就业的下滑程度都非常严重,因此美国企业或许需要打一剂更强效的烈性药,才能重塑起信心。相比起暂时性的“万事俱备”型刺激计划,持续建造基础设施的手段也许才是上策、更能保证长期需求。此外,假若当初推行影响长远的税制改革,不仅短期内能从企业税减负中得到提振,还能为未来发展打造可靠前景。
为什么奥巴马的激励未能鞭策更多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究其原因,究竟是执行力差还是不足以振兴整体需求?对此我们还不得而知。假如当初的财政激励手段更高明,现在经济增速或许就有更大飞跃;然而,劳动参与率急转直下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因素,这是仍然存在着的。
美联储还通过激进的量化宽松手段,利用货币来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在评估这一举动对劳动力的影响时,一个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这一情形最好看作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如果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那么将利率保持在低位的就是高明的,即便是在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实际上,即便是在失业率持续下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并吸引非参与者回到劳动队伍的情况下。
美联储理事会的经济学家们2013年发表的研究表明,以此种方式让美国人回到劳动大军有可能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前提是,如果低劳动参与率基本上是商业活动常规下降造成的。如果真正的问题在于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那么高度扩张性的货币最终将带来引发通胀的风险。
在作者本人看来,对劳动市场内令人不安的萧条状况所做出的反应实际上达到了一个错误的平衡。对于快速创造劳动机会和提振商业活动的短期措施而言,不管怎么说,现在到这个时候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出在结构上。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重新思考联邦在劳动市场上扮演的更大角色。结构性问题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传统的财政或货币之外,就无法发挥作用。
华盛顿方面现在针对延长失业保险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辩论基本忽视了这些问题。此类可能会影响一些美国人的收入,但对于扩大机会、让更多人重回劳动大军则没有多大作用。要想让更多的人回到劳动队伍,需要有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
首先,我们需要鼓励低薪劳动者,并清除让他们继续留在劳动队伍当中的障碍。考虑到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之际很多低技能雇员面临的薪资下行压力,这种鼓励尤其重要。很多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都支持工资收入抵税额(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这是对低薪劳动者的薪资收入增加时的一个补充。扩大该项目对单个劳动者(也即除了有
家庭的劳动者之外)的支付,或者启动作为备选方案的低薪补贴,都会对劳动者回归劳动队伍产生更大的刺激。在更大的收入范围内逐步取消这一支持也是有道理的,这样就给那些取得成功并继续前进的人提供了更多帮助,并且支持逐步取消也降低了适用的边际税率。这些改变需要花钱,但在一个涵盖广泛的税改一揽子计划当中,这些改变可以很容易地被纳入其中。
另外一件促使低薪劳动者重返劳动市场优先要做的事是对伤残保险进行改革;伤残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保险资质进行了调整后,获得联邦伤残救助金的难度大大降低,仍在工作的残障人士数量百分比下降了一半。对于一些人来说,伤残保险已经成为放弃工作的一个理由,但这种状况也可以有所改变。可以对伤残保险项目进行调整,为残障人士的雇主提供税收优惠,鼓励去重新培训残障人士,将他们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实施令一些美国人第一次享受到医疗保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孳生了不利于就业的因素。随着收入的增长,该法案慷慨提供的私人保险补贴将逐步取消。笔者近日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科根(John Cogan)以及凯斯勒(Daniel Kessler)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每1美元的额外收入对应的联邦补贴金最多会下降50美分。这种隐性税收再加上现行的收入税以及工资税,将导致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有效边际税率上升至80%到100%的水平。范围广泛的税收改革可以更加统一地提供医疗保险和医疗支出补贴金,从而降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个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大领域就是失业保险。失业保险最初是为了向临时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而设置的。经济大萧条(Great Recession)期间,工人处于失业状态的时间持续得更长,导致不断出现延长发放失业救助金的诉求。这样的做法的确可以在
更长一段时期内实施发放收入补助的,但反过来也会延长失业的持续时间,未来可能会降低工人对雇主的吸引力。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将重心转向让重返工作岗位变得更容易。首先要做的是向各州提供一篮子拨款,为社区大学和职业教育提供培训和员工发展资金,以此作为对传统失业保险的补充。国会还可以设立针对个人的个人再就业账户(Personal Re-employment Accounts),向失业人群发放一次性救助金,确保他们在长时间失业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得支持和培训。如果这样的个人能够很快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将其中部分资金作为再就业奖金。提高和更新技能同样重要,目前用于其他联邦培训项目的资金可以改为提供这样的再就业前的支持。
最后,为了应对当今劳动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我们确实必须考虑取消对高龄劳动者征收的社保收入税了。如今,那些推迟退休的高龄劳动者必须继续支付社保税,但他们实际上却无法得到任何额外的好处,这就给提前退休提供了强烈的动机。取消高龄劳动者的社保收入税(目前的税率是12.4%)会消除这种负面的动机,并提高雇主对高龄劳动者的需求,因为雇员的收入税有一半是由雇主支付的。
此外,社保改革应该摒弃“退休收入测试”,因为这会导致年龄62岁至65岁的个体收入超过15,000美元的部分所享受到的福利减少大约50%。这种沉重的税赋对就业构成了直接的阻碍。采取有利于就业的社保改革并不会对预算构成很大压力。高龄美国人从事的额外劳动将给带来收入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方面的税收,从而抵消许多相关的预算成本,而这也将有利于劳动者放慢退出就业大军的脚步。
笔者所提的供应方面的改变都不会容易实现。这些改变将需要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从正面着手消除刺激的不完善性,以便促进就业。同时,这些改变也将给许多共和党
人带来挑战,因为这些共和党人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经济增长方面,而没有注意到联邦劳工急需的改革。正如众议员瑞安(Paul Ryan)和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所建议的那样,这些共和党人将需要勇敢面对一种更冒险的处理方式,而不是简单地反对延长失业保险时限或提高最低工资。
众所周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度担忧,到了某个时候,人类的许多成员将不得不面对空闲过多、工作过少的问题。也许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是富人和老人)退出劳动大军,我们已经不能再坐着观望了。对于美国的经济和财政前景来说,这种趋势都会带来问题。这是比我们想象的状况更大、更难理解的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采取比迄今为止考虑的更大胆的措施。
(本文作者Hubbard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曾在布什(George W. Bush)任期内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并曾在罗姆尼(Mitt Romney)参加总统竞选时担任其经济顾问。他与Tim Kane合著书籍《平衡: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的经济学》(Balance: The Economics of Great Powers From Ancient Rome to Modern America)的平装版将在5月份由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出版。)
天威视讯内幕交易窝案:众多可疑账户逐渐浮现
2014-04-08 12:59 来源:财经杂志字号:1214
3月7日,披露了近年来查处人数最多的一起股市内幕交易案件——深圳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002238.SZ,下称天威视讯)内幕交易窝案。
2012年4月5日,天威视讯发布公告,拟通过向深圳广电集团等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天宝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天宝公司)、深圳市天隆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两项资产。
时任深圳宣传部副巡视员倪鹤琴是该资产重组工作的主要协调者和参与者,其涉嫌利用本人及司机的证券账户内幕交易“天威视讯”股票,买入金额182万元,同时涉嫌向其亲属泄露内幕信息,该亲属买入金额达3168万元。深圳天宝公司总经理冯方明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涉嫌向其配偶、亲属、司机等泄露内幕信息,该等人员涉嫌内幕交易,金额较大。
《财经》记者获悉,在天威视讯内幕交易案中,先后派出20多位稽查人员,初期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共探访31家证券营业部,40个可疑证券账户;走访38家银行,171个银行账户;调出60多名自然人IP地址以及327名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证券账户,共查处涉嫌内幕交易金额9000多万元(单向买入金额7000多万元)。
2012年12月,正式将倪鹤琴等15名涉嫌内幕交易人员移送司法部门;2014年1月9日正式对许军等14名人员下达了行政处罚通知书。
自2010年11月,五部委联合下发《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2010第55号文件)后,对内幕交易行为持续高压和零容忍态势,对内幕交易的查处力度和处罚力度都达到空前水平。
天威视讯窝案涉案人数众多,包括了被收购方天宝集团的高管,还涉及多名参与重组的。
天威视讯资产重组的复杂性,导致内幕信息的大规模扩散。企业和对内幕信息保密意识的淡漠,以及对内幕交易行为防范的无知,使一起查处人数众多的内幕交易窝案浮出水面。
内幕信息扩散
2012年4月6日,天威视讯第一次正式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后不久,深圳交易所
的大数据监控系统便发现了30多个证券账户对该股票操作存在“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情况,具有内幕交易的典型特征。
据《财经》记者了解,深交所的大数据系统对司法部门关于“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七项列举情况均有涵盖,并可通过数据分析找到具有“显著相关”的异常账户。
但本案中初次调查就发现30多个证券账户操作都与天威视讯重组进展信息高度相关的情况确属罕见。
收到深交所提供的线索后,旋即借调了重庆、云南、贵州三地地方证监局的工作人员对深交所提供的可疑账户名单进行了逐一排查。工作人员排查后发现,仍有相当数量的可疑账户值得深入调查。
众多可疑账户的出现,与天威视讯几经波折重组方案、内幕信息的逐步扩散密切相关。 天威视讯于2008年5月登陆深交所,首次公开发行时由深圳宣传部主导的广电网络(7.77, -0.05, -0.%)整合工作已经开始筹划,但中途一度中断。
2011年中后期,深圳广电网络系统以上市公司天威视讯为平台,并将整合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再次启动。天威视讯内幕消息的扩散经历了四个重要时间节点。
第一节点,2011年10月18日,深圳广电集团向深圳常委和宣传上报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有线广电网络改革重组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及方案,领导圈阅。
由于该文件属于内部文件,而熟知这份文件核心内容的仅有相关领导和重组各方管理层。内幕交易传播仅限于相关高层领导、配偶、亲属以及司机等人员。
第二节点,2011年12月27日,深圳广电集团对天宝公司经营班子进行考评,其中提到天威视讯重组天宝公司的网络整合已经进入操作阶段,深圳市领导已签署文件。此时,天宝公司的诸多管理层人员获知了内幕信息,也是天宝公司后来诸多员工涉嫌内幕交易的一个窗口时间。
第三节点,2012年2月2日,深圳宝安区宣传部联合深圳市广电集团在广电中心举行的广电职工座谈会上,广电集团领导向职工代表介绍网络重组改革的进展情况和人员分流。
此时,内幕交易进一步扩散到天宝集团相关领导和需要安置的职工。作为天威视讯重组的整合难点之一,如何说服职工顺利安置和接受组织调配也是导致天威视讯内幕交易传递链条进一步扩散的主要原因。
由于天宝集团在资产重组前的股权100%属于深圳广电集团和宝安区国资委持有,天宝公
司的职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而重组后天威视讯是上市公司,属于企业编制,职工从事业编制到企业编制的角色转化,天宝集团领导与职工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工作,内幕信息再一次迅速扩散。
第四节点,被收购方天宝公司的资产分割。从2012年3月31日按照“台网分离”的原则实施派生分立,到天宝公司2012年4月24日召开股东大会,正式通过了分立决议。分立完成后,天宝存续公司及天隆存续公司保留完整的有线电视网络资产和业务,原电视台资产和业务分别剥离至以派生方式新设的西部传媒及东部传媒。此时,资产的分离意味着重组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内幕信息已经完全散播开来。
在第一节点的请示文件中,天威视讯拟通过向控股股东深圳广电集团等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约7600万股,购买天宝公司以及深圳天隆公司两项资产,该交易资产的预估值为13.07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总资产的67%,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所述“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未公开前属于《证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内幕信息。
从第一节点2011年10月18日天威视讯重组正式启动到2012年6月11日天威视讯正式公布《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并复牌的这一时间段属于内幕信息敏感期。
窝案线索暴露
2012年7月,正式对天威视讯股票内幕交易案立案调查。而早在2012年5月14日开始,调查人员已经进行了两个月初查和半个月的现场调查,同时进行了大量前期调查和取证工作。
在调查过程中,无论作案方式如何隐蔽迂回,但资金的流进流出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成为调查内幕交易的重要线索之一。
天威视讯窝案中,涉嫌内幕交易金额最大的是倪鹤琴以及相关司机和亲属,涉案金额达3000多万元。倪某时任深圳宣传部副巡视员,兼任深圳市文博会新闻发言人,并具有律师资格。
深圳宣传部是此次天威视讯重组的主导方,倪某作为天威视讯资产重组工作的主要协调者和参与者,熟知深圳天宝存续公司与天威视讯重组的每一步环节。
据稽查总队调查人员称,天威视讯在2012年4月6日因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并第一次正式公告前,曾经有大笔资金分七次划转给深圳宣传部司机组某一司机,而该资金来源均为某一隐蔽手段的资金划转。
调查发现,该资金来源正是倪某曾经所有账户。而倪某与其司机的共同涉案具有一定的
隐蔽性,因为该司机并非倪某的专属司机。同时,倪某为了规避涉案嫌疑,先将其名下的证券账户清空,并用某特殊方式将资金划转给司机。
即便如此,倪某通过其司机和亲属等相关人员的账户操作买入与天威视讯资产重组的节奏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倪某每一次资金划转和通过其他人买入天威视讯的股票都与每一次重大事项进展高度吻合。
2014年1月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对倪某等多人涉嫌内幕交易案进行了开庭审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调查人员发现,除倪某外,多数人员涉案传播内幕信息的手段较为简单,多数在走亲访友、电话或家人交谈中传播。
天威视讯内幕交易案件中,主要共有五大组涉案嫌疑人。每一组涉案人员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由核心内幕信息知情人将内幕信息散播给相关的配偶、亲属、朋友及司机等等,呈网络扩散的形态。这些涉案人员之间关系曲折环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时任深圳广电集团人力资源中心人事部高级主管的李娜,作为深圳有线广电网络改革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于2012年春节后,先将自己的股票账户清空,其后将自有资金124万元转入其朋友叶某的证券账户。
操作该账户的是长江证券深圳福华营业部业务经理张俊涛。从表面上看,张某和李某并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集,但通过调查发现,张某正是叶某的前男友。而张某负责下单操作交易天威视讯股票的成交额约为255万元。
3月20日,李某等内幕交易案在广州市第一中级人民开庭审理,李某和张某在法庭上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
此外,天威视讯内幕信息的敏感期恰逢春节,正值多数获悉内幕消息的工作人员走亲访友期间,使内幕信息迅速扩散。
作为涉嫌天威视讯内幕交易人数最多的一组,深圳天宝公司多名高管和员工同时涉嫌内幕交易。
时任深圳天宝公司总经理冯方明,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涉嫌先后向其配偶,其配偶的妹妹、妹夫等众多亲属,以及其司机等泄露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金额较大。
内幕消息扩散的第二节点上,参会的诸多被收购方的高管都不同程度地泄露了内幕交易,并通过本人账户或亲属账户进行了内幕交易行为。
其中包括,深圳宝安广播电视中心电视新闻部副成蓉,天宝公司副总经理方元生、副总经理欧阳某光、总工办主任伍某、财务总监徐建华、计财部主任王垦海均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其中,成蓉、方元生、徐建华、王垦海均在2012年1月至6月期间用自有账户买卖天威视讯,欧阳某光、伍某则是把内幕信息泄露给家属,由家属违规买卖天威视讯。
调查人员表示,此案的特殊性在于和被收购方的一把手均有涉案。采取何种步奏和策略成为后期调查顺利进行的关键。
在调查时,首先争取涉案所在组织的支持,并将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区分开来。 而对被收购方一把手的内幕交易调查,则采取稳住大局、不动声色、层层推进的方式。 涉案启示
天威视讯案涉案人员数量较多,无论是移送机关的人数,还是移交行政处罚委的人数,均为近年来查办的内幕交易案件之最,其中更涉及多位及身边相关人员。
涉嫌内幕交易案在以往查处案例中并不多见。据公开资料显示,自2004年以来,查处的干部参与内幕交易的只有4名(详见图表)。
本案涉案人员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明知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仍然心存侥幸,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内幕交易牟取私利,严重损害了形象和资本市场“三公”原则。
调查人员表示,在天威视讯内幕交易中确实有知法犯法的涉案人员,亦有明知违法却抱有侥幸心理的从业人员,当然更多是法律意识不强,稀里糊涂违法违规的涉案人员。
在网站上公示的关于天威视讯内幕交易的六份行政处罚书,涉及对14名相关人员的处罚中,可以看出,很多涉案人员对内幕行为和内幕信息的界定仍十分模糊。
比如,某位涉案人员在行政处罚书上申辩称,“广电网络整合工作早在2008年就已经被广电集团大多数员工知晓,并不是所谓内幕信息。”其认识的“内幕信息”明显与法律中界定的内幕消息不吻合,属于稀里糊涂涉案的类型。
就在天威视讯2012年12月公布的《发行股份暨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中,公开的章节“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自查报告”中,仅有深圳广电集团的工作人员万群之配偶李建松及工作人员徐建华在核查期间存在交易天威视讯股票的情形,这明显与事实情况相去甚远。
本案虽涉及企业重组、人员安置等诸多复杂问题,内幕信息传递不可避免。但在内幕消息的传递时,是否能够对相关知情人员进行有效的说明,强调内幕消息的保密性要求,以及
内幕交易行为的界限和利害关系,以减少一些“稀里糊涂”违法行为的发生。
2011年10月,五部委联合下发《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2010第55号文件)仅仅传递到一些部门,如果这些文件普及到更多的企业和更广泛的大众股民,那么,“稀里糊涂”涉案人员也将大大减少,天威视讯内幕交易也许不会成为最大的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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