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在中国的接受与演变

安娜-卡列尼娜形象在中国的接受与演变

列夫-托尔斯泰一生著作浩如烟海，在人类的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更有俄国文学泰斗的美誉。托翁的大名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从二十世纪初就有其小说译本在中国流行。时光荏苒，这些优秀的著作，经受了岁月的洗礼愈加厚重；而一路走来，无数信徒般虔诚的读者的熟读深思，更为它们增添了光辉。本文试以托翁三大长篇代表作之一——《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形象的接受与演变为视角，探析百年来中国读者对安娜形象的认知。

《安娜-卡列尼娜》创作于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当时的俄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矛盾时期，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各方面都在这冲突中震颤。在这矛盾冲突中，托尔斯泰写出了他一生的巅峰之作。小说的结构被称为“圆拱建筑术”，由两条线索贯穿，一是安娜——卡列宁——伏伦斯基的婚姻爱情矛盾，二是列宁——吉娣的结合，由第三个家庭奥勃朗斯基一家将两条线索的人物相互接触。而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托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耀眼明珠，在阅读与接受中引起无数思考与反思，奉若女神者有之，怜香惜玉者有之，痛斥批驳者有之，可谓“爱恨”集于一身。

一、对安娜精神的膜拜和命运的同情

安娜于一九一七年正式与中国读者见面，由林纾译为《安娜小史》，距今已约百年。安娜追求自由爱情，勇于走出家庭，与所处时代的不合理性作斗争，正是当时中国广大女性所需要的精神和行动楷模。但由于安娜篇幅较长，当时中国市民趣味又多为才子佳人，鸳鸯蝴蝶为主，所以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篇幅较短，适于舞台演出的《玩偶之家》的娜拉成为了风云际会的舞台主角。直到1935年3月8日，一代名伶阮玲玉的自杀，安娜终于唤起了中国读者的共鸣。二者都具有令人注目的身份，生活中有两个男人，被所处

环境的舆论制裁，红颜薄命走向自杀。当时的批评家不仅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社会悲剧，更提出了“心理悲剧”——内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羊枣《心理的俘虏》中写道，“她只是把她的爱从一个人移到了另一个人。她仍是恋爱底俘虏，男子底俘虏。” [1]并提出托尔斯泰写出安娜爱上伏伦斯基后看到丈夫产生的心理变化，是文学表现的伟大成就，但却从侧面反映了托翁也是“在这种已成的一定心理态度笼罩内的人”。这一观点说明当时读者对安娜形象的认知是非常有深度的，不但从女权主义出发涉及了女性心理，更提出了男性作家对女性书写的心理态度，与现今的女性主义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指出了安娜悲剧的内部原因，但评论家并没有据此批评安娜，而是给予深切同情。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安娜诞生时期的俄国的社会背景相似，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各种矛盾激化，传统礼教习俗面临挑战。因此，评论家关注安娜勇于反抗的精神，并用安娜的悲剧激励为妇女的解放的进一步奋斗。

如杨鞭1938年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妇女问题》，提出安娜是为了自由恋爱而牺牲的悲剧故事，对安娜给予深切同情，并指出中国许多妇女也在做着和安娜类似的牺牲，只有每个妇女担起职责解放中国，才能避免悲剧命运。对于安娜的自杀，作者认为“为了男的或女的一方变了爱情，对方便要自杀，这实在太藐视自己，太牺牲得没有代价”，“一个人出来爱情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更有意义的生活”。以安娜的悲剧为鉴，提出热爱生命，这于当今生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文中提到了当时苏联对安娜进行的剧本改编，“作品中的悲剧，是在安娜夫人那个带着封建意识的旧俄时代的贵族社会中，才会产生；因此才有了安娜夫人那样一个被牺牲的悲剧的女主角。如果小说中的女主人生中现在的苏联，是不会演出这样一种个人的悲剧的。”[2]对比新中国成立17年中中国评论家对安娜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相似性。

二、安娜形象的跌落

1941年周立波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课中说道，安娜是“反抗社会的伟大的典型之一”,她美丽、真诚、热情、高贵、勇敢，而她的丈夫不但外在形象美，是一架官僚机器，而且虚伪。在安娜的生活环境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延安的女孩们，少妇们，没有安娜的悲剧”。此后五六十年代的评论家基本是在这一观点上进行补充，并逐渐走进阶级批判的桎梏。

1962年廖世健在《试论安娜-卡列尼娜形象》中提出“安娜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形象，有它的积极的、进步的方面，也有它的消极的、落后的因素。”[3]安娜从神坛走下，其形象因其阶级身份受到质疑。在赞扬安娜的诚实、勇敢、美丽、高贵、有高度人格尊严，勇于反抗的同时，不回避她的不完美。“在恋爱的狂热中，这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的标本’，在安娜的‘情人的眼睛’里，竟成了一位‘英雄’”。提出安娜爱上伏伦斯基本身和爱情至上的恋爱观所存在的局限性。“安娜斗争的结局，不是她的对于爱情和自由幸福的渴望克服了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在她身上烙下的鄙俗和恶习，相反的，却是这个社会的鄙俗和恶习‘把她心灵里最好的部分都扼杀了’。”文章深刻认识到了安娜后期的变化——“视野变得愈来愈狭窄了，生活变得愈来愈自私了”，就连她真挚深厚的母性也逐渐消失了。文章虽带有当时极大的阶级色彩，却仿佛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立体，丰满的安娜形象。但事实却未能如人愿，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条下，当阶级性被无限放大，便走入了误读的深渊。该作者三年之后，即1965年发表的《论安娜的爱情悲剧》，则认为自己以前对安娜爱情追求肯定的过多，于是对安娜的形象有了更多的批判。 首先，安娜奉家庭之命嫁给卡列宁必然是经过考虑的；其次，安娜的爱情追求是在丈夫供养下锦衣玉食的闲得发愁的风流艳事， “安娜-卡列尼娜跟渥伦斯基的爱情旧规表现得虽然稍为复杂些，但是与上述那些荡妇们的行径相较，实际上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再次，安娜的爱情从始至终伴随着牺牲他人。并提出“今天如果还有人赞美安娜式的爱情，歌颂安娜式的爱情悲剧，就是企图以资产阶级道德反对无产阶级道德，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抵制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就是企图以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我们的

青年。”[4]这些特殊时代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评论，充分反应了时代背景和文学形象解读的紧密性。我们可以看到，割裂文本的历史与现实，离开人物形象的具体语境的解读会造成很大错位。但这些质疑却给今天人们认识安娜提供了逆向思维的启迪。

三、安娜形象的回归

文革后到八十年代，人们理性回归，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的思想，重新正视《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以及安娜形象，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中的评判提出矫正，把安娜与中外文学中命运相似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安娜再次受到人们的同情和赞美。

1979年周杞云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爱情描写的进步意义和局限》中写道，“安娜是一个正直、大胆追求爱情自由的贵族妇女”，“反对封建压迫而追求自由幸福的妇女，都可以从安娜的形象中受到教育和鼓舞，从而增强了斗争的力量”，[5]虽然文章认为安娜有“为旧传统所束缚的思想”的性格的软弱，但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理性。李明滨的《安娜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吗？——兼谈外国文学教学和评论中一种不良倾向》、蔡宗魁的《正确评价〈安娜-卡列尼娜〉》等文持类似观点，就是重新肯定安娜的进步意义，安娜回到被同情的原位。1984年郑桂华发表的《如何看〈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主人公形象》，文章肯定这部作品真实的反映了当时俄国变动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并且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并提出文中表露的“爱的宗教”等是封建性的“糟粕”。在对安娜形象的认知上，认为安娜的悲剧是时代的社会的悲剧，令人同情，她的追求爱情自由的个性解放是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认为，安娜爱上渥伦斯基的外表和风度，只看外表，不注意心灵，则是局限的。

林建华的《同是天涯沦落人——谈安娜-卡列尼娜、繁漪的爱情悲剧》对安娜和繁漪这两个女性进行了比较。她们虽身为人母，却都处于爱的压抑和精神的不满足，最终以“扭曲的方式”来反抗追求，“她们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化作了追求爱情的烈火来焚烧封建

社会的宗法、伦理世界的无边黑暗。”对她们执着的孤独、追求的悲壮给予了同情和理解。林永珉的《黑暗王国的新女性——安娜与娜拉之比较》的观点相类。傅加令的《安娜与贞子》，对安娜和贞子面对旧制度的压迫的不同态度进行对比，无论是安娜的反抗和追求，还是贞子的屈服与逆来顺受都避免不了悲剧结局。文章认为除了社会历史原因，本身的社会圈子，还有“安娜与贞子都脱离社会劳动，过着寄生虫般的生活”，决定了安娜和贞子的走投无路。在安娜生活的不独立性反面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升华到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思考。而从1986年李恒方发表的《并非变奏的疏忽——谈卡列宁性格的复杂性》中，我们则可以看到安娜形象面临多元化解读的星星之火。文章提到在中国“男女不同的道德价值定向，男女不同的道德评价尺度，以及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已在社会的心理土壤中深深扎下了根”，因此读者相对卡列宁的麻木、冷酷和自私，更注重“他虚伪本质的幻影——附和基督精神的宽恕——‘善良’”。“卡列宁那种‘戴绿头巾’的痛苦、那种对妻子不贞的‘宽恕’，对维护这个无爱家庭所作的‘努力’，以及从‘永恒的’道德原则出发对妻子的挽救……，很自然就会在某些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博得他们的同情和赞叹。因为他们是用中国传统的男子道德价值尺度去评价卡列宁的。”[6]卡列宁的虚伪经过中国传统道德折射过的“再创造”，成为了“某些读者心目中的‘善良’和‘美德’”，而“安娜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经过这种‘再创造’自然也都成了淫荡的‘罪恶’”。尽管作者认为这是以安娜道德价值的贬值为代价，实现了卡列宁道德价值的增值，但是并没有妨碍后人的自由评说。同时作者指出了电影、电视中画面的直观性和编导的二次创作也会对受众接受产生影响，这一隐忧由于九十年代后大众传媒的普及变成了现实。

四、对安娜形象接受的多元化

到了九十年代，中西文化和文学理论批评交流逐渐扩大和深入，评论家从心理学、女性主义、社会伦理、“他者”等多角度审视安娜这一文学形象，对安娜的解读更加深入，至今争论不断。

1.从心理学角度对安娜形象的解读

1990年杨思聪的《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是从心理方面分析安娜形象的一篇力作。文中引用了弗洛伊德“爱欲”、“自我”、“超我”等概念，解读安娜的形象变化。安娜在世俗道德的驱使下带着“人格面具”生活，一直被压抑的人性和爱欲在遇到伏伦斯基后突破了“自我”的禁闭。而当她和伏伦斯基在一起后，曾经压抑的释放使“超我”再次回归，安娜背负了沉重的负罪感，进而造成性格变化和对伏伦斯基的爱的歇斯底里。让我们看到了被压抑、释放、毁灭的安娜的性格和心理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后来有《心理学视域下安娜的死亡情结与爱情悲剧》的观点类似。2008年金龙英的《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评安娜、渥伦斯基和卡列宁的三角关系》则认为作者把自己人格的三个层次“自我”、“本我”和“超我”进行人格化，分别幻化成三个人物：安娜代表“本我”，为性疯狂；渥伦斯基代表爱情和事业中挣扎的“自我”；卡列宁则代表圣人般的“超我”。安娜的“本我”遵循“快乐原则”，但放纵自己的本能欲望。作者认为托尔斯泰“像宽容自己的缺点一样宽容安娜，并把她塑造的那么魅力四射”，“读者也确如托尔斯泰所愿并不怎么责怪安娜，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出于呵护安娜的偏心，转而批判无辜的卡列宁”[7]，而我们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安娜”。从中可见，作者对安娜并没有表示出明显的爱憎，对卡列宁则充满同情。

其实对安娜形象的不同声音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萌芽，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婷婷的《重析安娜-卡列尼娜》和郑汉生的《安娜自杀原因新探》。前者认为一直以来对安娜丈夫卡列宁和情人伏伦斯基的评价有失公允，人们在评价安娜时忽视了她的自私、偏激和虚荣；后者则认为安娜自杀的悲剧、女人的身份和作为女性解放的艺术形象代表给人们认识安娜罩上了几层面纱，掩盖了安娜的“自私”本性。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安娜形象引起的人们思考的多样性。从勇敢反抗值得同情，跌落到放纵本能的自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是人性化的客观审视导致安娜和卡列宁形象的翻转？还是我们置身

于物质极度丰满的时代，对精神的遗忘？

2.女权主义和女性视角看安娜

葛丽娟的《安娜与简-爱形象略论》一文，从“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美在心灵”、“女性的出路”三个方面比照了安娜与简-爱的异同，把安娜和简作为俄国和英国反抗女性形象的先驱，并提出了经济自立对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性。这对八十年代的比较研究是很大的突破，可以说是从女性主义看安娜的启蒙。张春梅的《爱情的殉葬品——简析安娜形象》中提出安娜“美丽善良”、“苦苦挣扎”和“坚贞不渝”，但因为内心独特的感性和“封建贵族偏见干扰破坏”，摆脱不了悲剧的结局。“安娜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女性走出传统道德设置的爱情至上误区的艰难，男权文化长期存在的现实，女性自身弱点却使得女性解放的话题略显沉重；安娜这朵根植在男权社会的奇葩过早地凋零也就不足为怪了。”[8]

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安娜是男性作家笔下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意识的觉醒女性形象。2011年王艳花发表的《用女性主义分析〈安娜-卡列尼娜〉》认为，安娜“是妇女争取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旗帜，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安娜看清了人性的虚伪，男女精神世界的差异性，最终走向死亡，寻求精神上的解放。[9]”陈洁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性主义解读》中认为，安娜在男权意识中成长并服从其意志，接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谨记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但当她遇到为之心动擦出爱的火花的男人伏伦斯基后，被压抑的生气释放出来。在经过了激烈痛苦的抉择之后，她选择了为自己生活，“大胆地挑战了父权社会的主流意识”，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社会，并最终走向失败。“安娜的遗憾在于，虽然安娜的女性意识得以觉醒，但她只是从一个家庭走进了另一个家庭，虽然她也有维护自我尊严的抗争，但是终究没能摆脱目光的局限，她没能够走出去。[10]”沈艳和张娟在《从女性视角看安娜悲剧的深刻性》中提出，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爱情悲剧并不是伏伦斯基的变心，根本上是“两性间对爱情的错位”，男人把爱情看成生命的一部分，而女人却视其为全部，

这导致了安娜的爱走向自私，因而需要培养“女性视野里的爱情理性”。杨宏和王永奇的《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对安娜悲剧的再审视》认为，在父权社会中，“安娜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在文化上对男性中心的依附以及由此造成的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地位”酿成了安娜的悲剧，安娜“以生命的毁灭为代价”向男权社会进行了反叛，从而使其悲剧性结局中融入了悲壮与崇高。

总体来说，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安娜，安娜勇于走出家庭和夫权的牢笼，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但她的反抗并不彻底；安娜抗争失败是由当时的时代和主人公自身局限所决定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文章从男性作家的接受心理质疑过“安娜一定要死吗？”其实安娜的最终结局早在1928年高尔斯华绥为《安娜-卡列尼娜》些的序中就遭到了质疑，“简直不能相信，结尾时如果不是作者的随意簸弄，她竟会去自杀的。实际上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会像她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说的结局在我们看来是出乎意料的，故意制造的……[11]”因而，从女性主义视角质疑托尔斯泰对安娜命运的安排是可能的，比如早在1935年羊枣就对托翁安排安娜在爱上伏伦斯基后对丈夫外貌的心理变化提出质疑，那么，从托翁的理想女性心理对安娜之死发出质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3.从道德秩序和社会伦理出发看安娜

唐海燕的《安娜-卡列尼娜：道德秩序的叛逆者》从社会环境和道德秩序和安娜的个性入手，认为“是当时历史时代的变革促成了安娜对爱情，对自由追求，是时代的潮流将安娜推向了反叛的道路，逐步地走向个性的解放”[12]，穿越时空，不同的视角而和前人取得了默契，肯定了安娜的追求和不妥协性。强月霞和张丽娜的《爱过、挣扎过、活过——安娜形象新解读》则抛弃了社会的舆论，从“他者”角度欣赏安娜，“相对于那千千万万枯萎的灵魂，她却真正地活过”，安娜“以爱开始，以恨告终”却给现代人留下了精神的财富。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视角在当代引起的争议。

比如高谨在《两难的伦理选择——也谈安娜悲剧的根源》中，指出了安娜不得已的选择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安娜所处的社会伦理环境“使她一方面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方面产生了朦胧的自我意识，敢于追求新生活”[13]。而安娜的勇敢选择，则使自己陷入了两难的伦理选择，同时使卡列宁和伏伦斯基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最终酿成悲剧。张文静的《安娜悲剧根源的文学伦理学解读》认为安娜的追求既有“合乎善与人道”的一面，又确实破坏了当时的道德伦理给家庭造成伤害。这属于比较中立的看法，而与此相对应段友国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社会理性法则的罪与罚》中认为，安娜的悲剧是“人的灵魂追求与社会理性法则起冲突的时候，社会理性法则最终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安娜的“自由爱情”是有特殊性的，作为有家室的自由爱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一样是受到限制的。”而安娜的悲剧正是“揭示人的灵魂追求，以及质疑道德评判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爱情错在哪里？——从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与死亡谈起》中从电影欣赏角度，认为卡列宁“忍受一个男人所不能忍的”，对其宽容高度赞扬，并得出结论“从本质上，她的爱情在社会性的不义中注定是脆弱的，极其容易压伤和折断的”。而这种看法，正印证了八十年代评论家的担忧。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九十年代至今，安娜的形象是毁誉参半的，有热爱，有厌恶，有理解，有叹息，而这也正是安娜的魅力所在吧。正如乔治-斯坦纳在《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表达的，“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任何非消遣性诗歌、戏剧、小说作品最终都不可能被缩减为分析性概要，缩减为确定的解释。读者反应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未完状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伟大艺术具有的地位，决定了伟大艺术具有的‘超越时间的奇迹’”[14]

从安娜的形象塑造到近百年中中国读者对安娜形象认知的态度，可以看出文本反映当时的社会，当今的社会为文本注入血液。一部好的作品，不仅仅可以轰动当时，更能在今日长盛不衰。安娜形象在我国接受的不断演变，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学批评方式的更新

密切相关，这既是安娜形象的魅力，更是对托翁最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刘桂林：《缺席与出席：安娜-卡列尼娜解读史之复制与研究》，《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03期

[2]杨鞭：《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妇女问题》，《上海妇女》1938年第4期

[3]廖世健：《试论安娜-卡列尼娜形象》，《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01期

[4]廖世健：《论安娜的爱情悲剧》，《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5年03期

[5]周杞云：《〈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描写的进步意义和局限》，《华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01期

[6]李恒方：《并非变奏的疏忽——谈卡列宁性格的复杂性》，《开封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02期

[7]金龙英：《从自我、本我、超我的人格结构评安娜、渥伦斯基和卡列宁的三角关系》，《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6月第3卷第2期

[8]张春梅：《爱情的殉葬品——简析安娜形象》，《学理论》2013年15期

[9]王艳花：《用女性主义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大众文艺》2011年04期

[10]陈洁：《〈安娜-卡列尼娜〉的女性主义解读》，《名作欣赏》2013年11期

[11]陈燊：《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8月版，p184

[12]唐海燕：《安娜-卡列尼娜：道德秩序的叛逆者》，《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第9卷第1期

[13]高谨：《两难的伦理选择——也谈安娜悲剧的根源》，《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月第33卷第1期

[14]乔治-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