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理论

一、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渊源

（一）财富增长的原因：斯密定理

The greatest improvements in the productive powers of labour,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skill, dexterity, and judgment, with which it is anywhere directed, or applied, seem to have been the effec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ur.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减少了重复学习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他把分工看作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分工何以产生？“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第二章）。

“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

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相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提出的自利有利于社会利益的观点被斯密体统而且合法化，同时也彻底奠定了理性人的基础。人追求自身利益会导致公共利益，但是也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造成社会繁荣有前提条件，即要发挥调节作用。

荷兰医生孟德维尔（1670——1733年）。孟德维尔在其《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蜜蜂的王国，最初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社会一派繁荣。后来，节俭的品德流行，经济逐渐陷入萧条。“手工业者——不再有人订货；艺术家、木工、雕石工——全部没有工作而身无分文。”孟德维尔认为，节俭对个人而言是美德，对社会却是罪恶。节俭带来的是失业增加，商业衰落和经济崩溃。相反，奢侈对个人而言可能是劣行，对社会则可能是好事。因为奢侈消费可以增加需求，增加就业，可以促进社会繁荣。

分工受什么制约？交换受市场范围，市场范围由运输效率决定。他还考察了人口规模对生产规模进而对分工的影响。

自由市场、劳动分工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即“三大原理”

斯蒂格勒感叹 “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之后取得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杨格强调指出，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斯密困境（Smith’s dilemma）：“看不见的手”（或斯密原理）和斯密定理（市场容量劳动分工）的矛盾（Stigler，1951）（1982年诺奖获得者）。

推荐：斯蒂格勒：《产业组织和管制》，上海三联书店。

（二）迂回生产（round-about）：庞巴维克（1851～1914）

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称为迂回生产。迂回生产提高了效率，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是资本，资本是放弃现期消费而用于未来消费的结果。

庞巴维克

欧根.庞巴维克(1851-1914)被认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位伟大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初最重要的资本理论专家。老门格尔退休以后，他一直是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直接受到他教诲和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列出维克塞尔，熊彼特，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米塞斯以及哈耶克等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庞巴维克足以和李嘉图相提并论，而他的代表作《资本实证论》“…是攀登经济学中最高峰的一种尝试，其成就实际上达到了一种高度，在这一高度上只有少数几座高峰巍峨屹立。”

庞巴维克是一名的儿子，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法学院。随后，他到德国跟随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尼斯学习。1884年，他出版了后来以《资本与资本利息》为总标题的三卷本巨著的第一卷，名为《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921年第四版；英译本10年出版）。19年，他出版了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921年修订到第四版，英译本11年出版）。随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行政（他三度入阁）以及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批判等事务所干扰。就这样，他在16年出版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终结》（英文版是18年出版）。随后，在1905年，他拒绝了国王的邀请而出任维也纳大学教授。他开设了一个著名的讨论班，讨论马克思《资本论》（尤其是第三卷）的逻辑。直到1920年他去世，都没有写完《资本与资本利息》的后续内容，只是对《资本实证论》作了大量增补。1921年，维塞尔写了一篇导言以后，以《关于资本与利息的论文续集（1909－1912）》为名出版。

庞巴维克的价值理论是奥地利学派一脉相传的。即认为产品的总效用等于它的边际效用乘以单位数量。而生产手段的价值取决于它们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大于的数额正好等于所流逝的这段时间的利息。这样，就牵涉到庞巴维克更著名的资本理论，特别是利息理论。

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庞巴维克正是这方面的先驱。他提出了利息贴水理论来解释利息的实质。其中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因素。第一是人们总是看重现在的产品，目前的生活。现在的产品与未来的产品相比总是会被高估；第二个因素

则是对财富增长的预期，所以人们总是看重现在的消费。第三个因素最重要，即迂回的生产，这是奥地利学派生产理论的核心。即随着越来越多资本品被生产出来并用于制造其他最终产品，整个的生产过程被逐渐延长，越来越迂回，而利息就是体现这种迂回程度的一个变量。后来的费雪乃至凯恩斯都批评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但是熊彼特指出，“…可是他的思想还是继续起作用，并使人们，包括那些批评者与诋毁者在内，都从中受到教益。”

综合庞巴维克以上三条理由，资本家必须要支付利息。资本的出现使得生产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资本家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概念毫无立足之处。奥地利学派始终强调，价值永远是主观的。

（三）增长理论的“误导”：马歇尔

经济学家马歇尔从来不用分工理论来论述生产力的提高。相反，他用“规模经济”取代了“分工经济”。由于马歇尔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规模经济”令后来者们无法跨越，乃至后人多有认为，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产业和地区，其经济效益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规模化生产，而不是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加深。

但是，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内部经济规模”和“外部经济规模”。他认为，内部经济规模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形成的规模经济；外部经济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所产生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的苦恼：马歇尔冲突。马歇尔在分析规模经济成因时，发现了被后人称之为“马歇尔冲突”的矛盾，即大规模生产能力给企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性，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单位成本不断下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市场结构中的垄断因素，不断加强，而垄断的形成又必然阻碍竞争机制。

自马歇尔以后，该学派就不再把经济增长的三个方面视为重要问题，而转而去描绘亚当·斯密的第一个思想（竞争市场的作用），并选择了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杨小凯，1996），而建立的这一模型却与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劳动分工的作用）、第三个思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

相冲突的。

进入20世纪初，出现了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斯密的第二个思想和第三个思想。美国经济学家扬格（A，Young ）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分别提出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1928）和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引入企业家机制，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1912），但是经济学的发展中，人们普遍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至于在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占居了统治地位。

（四）分工理论的最高峰：阿伦·杨格（1876～1928）

阿伦·杨格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

杨格的经典论文《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代表了当时研究分工问题和报酬递增的最高成就，也是被当代研究分工问题文献引用最多的文章。他重视分工、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发了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

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被后人概括为“杨格定理”，择其要有以下几点:①有保证的收益递增依赖于渐进的劳动分工；②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彼此增进；③需求和供给是劳动分工的两个侧面。针对马歇尔就纯粹生产者和纯粹消费者绝对分离的论点，他强调了分工中所有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对称地位，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由其供给决定的，扬格称之为倒数需求律。他用三个概念来描述分工，分别是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产品种类数。为了全面解读杨格的有关思想，还须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1）动态均衡——静态均衡。扬格认为，产业的运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随着分工的不断演进，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会带来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进一步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上述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并逐渐深入的，是内在的动态均衡，而不是静态均衡。分工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果。因此，专业化经济与劳动分工才是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源泉。

（2）专业化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按照扬格的观点，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化分工，仅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单个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扩张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报酬递增是真实经济中的动态经济现象，是由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应当把大规模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统一起来。扬格提出了社会收益递增概念，以区别于马歇尔的规模收益递增概念。并认为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

（3）迂回生产——直接生产。迂回生产方式作为分工的最大特点，其发展会使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企业，从而导致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扬格将这种由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称为 “市场规模经济”，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在这里，分工、迂回生产方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是同一含义的概念。迂回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是人均资本的增加，这不仅是指投入的增加，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劳动分工是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反之，企业家也必须在不同的迂回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

（五）创新理论的先驱：熊彼特

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他认为，技术创新就是企业家抓住市场机会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并将技术创新归结为下列五种情况：（1）引进新产品或产出新质量的产品；（2）使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的商品市场；（4）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将影响经济的因素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认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动都是引起生产扩张的外在因素，而只有技术创新才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Schumpeter，1912）。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

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来源

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除利润动机外，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由五个要累构成的：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

1、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潮。”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由于他有一个创立私人王国的梦想，这在现代世界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工商业上的成就可以与之媲美。

2、对胜利的热情。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视” 。

3、创造的喜悦。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回想一下徽商的没落。贾而好儒。。 由于他想要享受创业的愉快，获得成功的喜悦，或者就是想要发挥自己的精力与智慧。

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由于他有一种征服的意志，有一股不可抑止的奋斗欲念，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他所追求的就是成功这一事实本身，而不是为了成功所产生的果实。

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1、预测能力。企业家应具有“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机会，挖掘市场中存在的潜在利润。2、组织能力。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是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3、说服能力。企业家善于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执行他的计

划的可能性；注重取得信任，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实现生产方式新组合。

推荐：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 Schumper, Joseph 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年轻熊彼特的三个理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六）专业化分工理论的复兴：杨小凯（1948～2004）

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小凯“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然一体”。这句话点出了杨小凯教授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分工和报酬递增的核心思想是：制度变迁和组织创新对分工深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能否实现高水平分工则与交易效率有关；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决定着专业知识的积累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决定报酬递增。分工的深化取决于交易费用与分工收益的相对比较，呈现出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因此，通过大量的关于分工组织的试错实验，人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分工组织的制度性知识，从而选择更有效的分工结构，改进交易效率，提高分工水平，使他们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提高，形成内生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上述这种自发演进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效率很低，人们只能选择自给自足。随着劳动经验的逐渐积累，生产效率有所提高，经济开始逐步增长，人们相对可以承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通过互相交换产品，开始产生初步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知识沿空间的互补性”的“溢出效应”，使生产效率进一步上升，经济发展逐步加速，使人们在权衡专业化将带来的报酬和将要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支付更多的交易费用，实验新的分工组织，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

推荐：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 内生曾理论问题的提出

1．索罗模型中三个关键的外生变量：储蓄率（s）、人口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g），如何实现稳定的技术进步？换言之，A从何而来？

2．AK模型表明，放松边际产出递减的假定可以实现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那么什么因素可以打破边际产出递减？

3．索罗模型中，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劳动（L）和资本（K）都是同质的，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吗？

为了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现象，就必须避免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或者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engine）。基于这个目标，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沿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通过扩大资本的范围——例如将人力资本等其它资本包括进来，并继续把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动力（King and Rebelo, 1990；Rebelo, 1991）；另一个发展方向是认为经济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主导力量。按照这个思路，当个人或者厂商积累新的资本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提高他人所拥有的资本的生产率。这种溢出效应可能通过在实践中积累知识（learning by doing）而发生在物质资本投资过程（Arrow，1962），或者发生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Lucas，1988）。第三个发展方向是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Aghion and Howitt, 1992；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c；Romer，1990）。新增长理论对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是很有见地的。然而，对于韩国、中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以及中国在20世纪后20年里超常的经济增长和向发达国家收敛的现象，新增长理论未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Pack 1994；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三、 边际产出递增的源泉：外部性模型

既不放弃资本收益递减假定和完全竞争, 又能产生内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是以外部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它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具有较长的研究传统，也是第一轮内生增长模型的核心，在增长理论文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类增长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其一，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人力资本积累是其他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因而不需要补偿并可维持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其二，个别厂商的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就整个经济而言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其三，上述两个特征决定了这类模型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含义，即不仅具有水平效应，而且具有增长效应。根据外部性来源的不同，这类模型有多种构造方式，如：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巴罗的公共品模型等，阿罗及其后继者提出的“干中学”模型则是这类模型的重要先驱。

（一）“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

阿罗（Arrow，1962）1和谢辛斯基（Sheshinski，1967）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Arrow指出，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的积累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一方面（纵向）一个增加了其物质资本的企业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生产或投资的经验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经验对生产率的这一正向影响被称为干中学（learning-by-doing）（杨格定理和卡尔多定律）或边投资边学（learning-by-investing）。另一方面（横向）一个生产者的学习会通过一种知识的外溢过程传到另一个生产者，从而提高其他人的生产率。一个经济范围内的更大的资本存量将提高对每一生产者而言的技术水平。这样，递减资本报酬在总量上不适用，而递增报酬则有可能。

阿罗引用怀特（White）的研究作为证据，美国空军生产每架战机所费的工时与该厂家生产过的战机总数的立方根盛成反比，这一关系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

但是，在Arrow 的“干中学”模型中， 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1

ARROW, K.J. (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June, pp. 155-173.

摩尔定律

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人所共知的“摩尔定律”，它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于1965年在总结存储器芯片的增长规律时（据说当时在准备一个讲演），发现“微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目每12个月翻一番”。当然这种表述没有经过什么论证，只是一种现象的归纳。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很好地验证了这一说法，使其享有了“定律”的荣誉。后来表述为“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或者说“三年翻两番”。这些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表明半导体技术是按一个较高的指数规律发展的。

就在摩尔定律提出3年后，英特尔公司诞生了。从它1971年推出第一片微处理器Intel4004至今，微处理器使用的晶体管数量的增长情况基本上符合摩尔定律。有人认为英特尔刻意要求公司的技术发展符合摩尔定律。2002年11月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摩尔先生时，年已古稀的摩尔先生说：“开始时公司并没有把摩尔定律作为一个驱动力来看待，说老实话，我是直到10～15年前才能够启齿用摩尔定律来称呼它的。开始我们只是试图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推动存储器芯片电路技术的发展……起初我们仅仅是想尽快推进技术的发展，但后来发现，发展几乎总是沿着同一条曲线前进。要说我们真正地刻意按照定律推动技术朝此方向发展那是从最近几代技术才开始的。”这表明芯片工业一开始就比较准确地遵循着这条定律的轨迹发展着。只是后来英特尔才把它写进了公司的发展计划，这也比较符合在特定阶段的发展实际。

今天，我们手头使用的电脑有几台没有“Intel”的标记呢？可以说，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即我们常说的CPU）引导了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代表了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轨迹。一系列与电脑相关的产业，甚至软件也都按摩尔定律的指数规律发展。根据新摩尔定律，互联网用户每9个月增加一倍，同时信息流量与带宽也增加一倍。实际上，在产业竞争的驱动下，不按这样的速度研发新的产品，企业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目前，大规模芯片生产已达到0.25微米工艺。微电子工业发展每下一步的线宽大约是前一步的0.7倍，因而0.25微米的下一步是0.18微米，其后是0.13

微米、0.09微米、0.06微米。如果芯片生产仍然能以3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那么在十几年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硅芯片技术0.05微米的物理极限。摩尔定律是否已经遭遇到挑战了呢？其实不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即使硅芯片技术达到了极限，人们还会发明其他的替代技术，如人们热心的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即使英特尔公司走到了终点，还会有其他的公司接上来。这就是技术经济时代新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换个角度说，微处理器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只是技术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就拿我们身边的汽车工业来说，其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如果说半导体工业的“摩尔增速”已令人惊奇不已，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大惊奇的是生物技术的增速发展，我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在微芯片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的技术指标非常容易量化。无论是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还是芯片的运算速度等指标，都直接反映出计算机领域的发展速度。在其他产业中并不是都有这样清晰量化的指标，但是在先进技术竞争的环境下，一般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按指数规律发展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2

在引起广泛关注并重新焕发人们对增长问题兴趣的经典论文（罗默，1986）中，罗默以阿罗（1962）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1986）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ki，其它有形投入xi（例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

Yi＝F(ki，K，xi)

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ki 和 xi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不变规模收益、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 λ>1有

2

Romer, Paul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pp. 1002-1037.

因此生产函数 Y＝F(k, K, x)＝F(k, nk, x)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1986）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

罗默假定：

1、知识生产的私人收益率递减；

2、新知识的社会收益率递增，由于知识不能得到有效保护； 3、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性；

4、经济是完全竞争的，生产者是价格接受者。

罗默证明：在上述假定下，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呈递增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

经济可能存在着竞争性均衡和社会最优。竞争性均衡一般是社会次优的，可以采用适当的税收和补贴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达到社会最优。

（三）卢卡斯和宇泽弘文（Uzawa and 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3。

（舒尔茨、贝克尔等）

在论述经济增长的经典论文《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中，卢卡斯提出和比较了三个模型：基于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和通过“干中学”积累特定人力资本的增长模型。其中，第二个模型是该文的核心模型，并被人们称为卢卡斯模型，其核心假定是：其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是人们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比例的线性函数（这与纯粹的“干中学”模型有所不同），从而引入了人力资本生产部门；其二，工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自身的生产率，而且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

3

Uzawa, Hirofumi (1965), \"Optimal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6, January, 18-31.

Lucas, R. (1988) .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July,. 22(1): 3–42.

（每一经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不考虑这部分影响），这是该模型能够产生递增规模收益（整个经济水平）和增长效应的基础。

基本结论：技术变化源于专门生产思想的教育部门，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教育部门，则会产生新知识（人力资本），而新知识会提高生产率并被其他部门零成本获取，进而提高生产部门的产出。因此，无需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但是， 无论Uzawa模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如何，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的话，经济同样不可能持续地增长。

诺贝尔奖的萌芽

青木昌彦

这已是35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研究生，第一年的学习生活结束时，获得了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一个夏季的机会。现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宇泽弘文先生当时刚刚三十几岁，作为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他的经济增长论数理模式在学术界独占鳌头，教授用自己的研究经费从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招收了数名研究生，开办研讨班（seminar），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那个研讨班让人感觉不到任何形式上的负担，每天早上先是研究生非正式地陈述有可能成为博士论文的想法，大家对此提出自己的建议，之后是每个人自由地考虑问题或做模式计算，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傍晚时分，喜欢啤酒的宇泽教授经常招待我们去大学附近的啤酒屋，在那里，我们谈论风声……

在这群研究生中，就有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和蒂格里兹(Joseph-E.Stiglitz)。宇泽教授研讨班的课题是宏观增长论，但从啤酒屋的谈论中，就可看出后来让乔治〃阿克洛夫和蒂格里兹获奖的“信息非对称性经济学”已在酝酿、涌动中。仅隔数年，乔治〃阿克洛夫就在杂志上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论文《柠檬（残次品）市场》（the“lemons”market），当时年仅三十岁。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他们就用名字“弘”称呼宇泽弘文教授，从这种称谓中也可看出，在美国，研究生是被当作有远大前途的研究人员来看待的，大学教授还可以用自己的研究经费资助某个研究生的生活（最近连学费都可以代为支

付）。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日后可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思想萌芽得以培植、成长。日本大学的改革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示。

（注）“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残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

译自2001/10/19《日经新闻》

（四）巴罗的公共品模型（Barro，1990）4

传统的经济学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看法，即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而内生增长理论则改变这种看法，特别是认为公共投资具有很强的生产性。阿罗和库兹（Arrow and Kurz, 1970）最先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他们建立的生产函数形式是：

Y(t)=F(K(t), G(t), L(t))

式中，K（t）代表私人资本存量，G（t）代表公共资本存量（这是纯共用品），L(t)代表增加劳动力的技术进步率（这是外生给定的）。公共资本存量也存在于家庭的效用函数中，因为这个变量具有双重作用。例如，教育既有对生产率的正效应，也具有直接的效用收益；又如公路，企业在其生产活动中可以利用，个人也可以利用。巴罗也采纳了公共服务对经济中的生产机会具有正效应的思想，但不同的是，巴罗假定公共投资的流量而非公共资本的存量直接纳入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中。该模型表明，与罗默模型一样，物质资本的边际产量在长期不会趋向于零，但不同的是，这里是公共投资对私人资本具有正效应。

YAL1KG1 G=tY

巴罗（Barro）在《一个简单内生增长模型中的支出》（１９９０）一文中使用了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广义资本概念，他假定向每个生产者提供公共服务（即支出），广义资本和公共服务在生产中具有不变规模报酬，支出经费用税收来维持，随着效用型支出的增加，人均消费增长率和储蓄率下降；但随着生产性支出的增加，人均消费增长率和储蓄率开始时上升

4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103～ 125.

而后下降。因此，可选择最优的税收和生产性支出，刺激个人对公共服务的潜在需要，实现持续的人均消费增长。维护经济基础和保护财产权力的职能对个人的资本积累是很重要的，另外，自利的肯定会降低消费增长率和福利。

四、熊彼特主义路线：创新

在这些模型中，技术是有目的的R&D活动的结果，而且这些活动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量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想法、观念耗竭的趋势，那么增长率在长期中可以保持为正。

（一）Aghion & Howitt 的“创造性毁灭”新熊彼特主义模型5。

英国经济学家阿格辛和霍维特1992年共同在美国《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一个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增长模式》一文中6，继承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基本思想，沿用并扩展了罗默和史格斯罗姆等人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以产品质量提高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创新过程，引入老化因素——新产品使以前的旧产品老化——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破坏产生的内生增长模式。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创新和资本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创造性毁灭”（旧技术的“报废”）的过程，两个连续创新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不确定的7，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使增长成为受扰动的过程，但增长是受扰动的且又随时保持均衡的过程。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创新速度，对R&D的投入和资本积累。

在这一模式中，源于竞争性厂商的垂直产品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每一创新由一新中间品组成，这一新中间品能比以前

5

Romer(1990)认为，技术进步体现为中间产品种类的扩大，并且，中间产品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而

Grossman和Helpman（1991）认为，每种中间品之间都有一个质量阶梯，沿着其产生产品质量的改进，并且，产品质量是以当前最先进的技术为基础的，因而，当一种新产品出现或技术被改进后，将会完全淘汰或部分取代旧的产品或技术。所以，不同的质量等级的中间品之间是互相替代的。Aghion和Howitt（1992）则认为，不同质量等级的中间品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一种更高质量等级的新产品或技术的发现将完全淘汰掉质量等级较低的产品或技术，因此，沿着质量维度前进的成功研究者，将对其研制出的或改进后的中间品或技术拥有排他性的权利，获得垄断利润，并将完全消除掉前人的垄断租金。这就是Schumpeter（1934）与Aghion和Howitt（1992）所描述的所谓“创造性毁灭”过程。 6

Aghion and Howitt，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etrica，60，1992，pp.323- 351。 7

进一步假设创新成功概率服从参数为的泊松分布。

的中间品更有效地生产最终产出。从事研究的厂商受成功创新的专利产生的垄断租金的驱动，但这些租金依次被更新一代创新破坏。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它为一部分人创造垄断利润的同时，又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在模型中,阿格辛和霍维特预见，平均增长率和增长率的差异是创新规模，技能劳动规模和研究生产率的递增函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的时间偏好率的递减函数。

Aghion & Howitt 认为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显然研究是密集使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资本与创新互补：资本积累的上升，将防止资本成本上升、创造利润，导致创新的上升；创新的上升，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生产率提高，将导致资本积累的上升。因此，创新将刺激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创新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上升同样是必要的（以创新为主）。

（二）Grossman8 & Helpman的产品质量阶梯内生增长模型 内生技术进步包括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模仿。知识技术能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提高产品的质量阶梯，利润驱使创新者保护知识产权，而其他厂商则设法模仿新的技术。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行为和发达国家的创新行为一道作用于国际间的贸易格局和专业化模式，形成了产品所特有的生命周期现象。现有关于贸易与技术转移的文献主要关注于创新与模仿的关系、产品周期以及对创新率和模仿率的影响。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 Helpman，1991）年共同发表的题为《增长理论中的质量阶梯》9一文中，继承了Aghion & Howitt“产品垂直创新”的框架，讨论了中间品质量的质量阶梯，生产者为保持质量优势而进行的竞争行为和关于生产的动态一般均衡。提出了一个产品质量阶梯不断提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式。他们认为，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的提高是以现期最好技术为基础，且由研究者的研究发展努力来推动的，每一成功者对其质量提高的产品拥有排他性产权，可以从其使用中获取垄断利润，同时，又会终止前一研究者的垄断利润。但是，发明者的这种垄断地位是暂时的，其产品会被质量阶梯更高的产品淘汰，

8

Gene M. Grossman（1955.12～），Department of Economics，Princeton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 1973-1976, B.A. (Summa Cum Laude), Economics, May, 1976；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76-1980, Ph.D., Economics, June, 1980。 9

Grossman Gene and Elhanan Helpman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 58，January, 1991：43—61。

新产品不断使旧产品老化，产品质量阶梯不断爬升。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强调，正是一系列部门中产品质量阶梯的不断提高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预见了不变的长期增长率，考察了资源基础，创新，国际贸易与长期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协调了垂直产品创新与水平产品创新的相互作用，为理解内生增长的微观机制提供了诸多见解。

该模型考察了贸易影响长期创新率与增长率的渠道，认为，贸易促进了知识的国际溢出，激发了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减少了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提高了R&D部门的总生产率。

劳动分工 公共支出、税收 R&D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 收益 递增 经济长 期增长

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主线

内生增长理论的启示？ 内生增长理论的不足？

收入分配、金融市场 干中学 四、开放条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背景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关注收益递增、产品多样化、垄断竞争、创新与模仿、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希望能够解

释赫克歇尔－俄林(H-O ) 理论不能解释的产业内贸易、产品周期等现象。并且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知识和技术也由北方扩散到南方。考虑到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扩散因素, 南北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现象(Coe and Helpman, 1995; Coe et al., 1997; Keller, 2001、2002)。最近20 年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理论(Romer, 1986、1990; Lucas, 1988; Aghion and Howitt, 1992;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a )的核心内容。此外,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也是增长理论家们感兴趣的问题之一(Grossman and Helpman, 19; Rivera-Batizand Romer, 1991； F rankel and Rom er,1999)。所以, 南北贸易问题受到国际贸易理论家和增长理论家两方面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讨论南北贸易问题, 就不得不涉及产品周期理论(Vernon, 1966)。任何一种创新性产品, 开始的时候是在发明这种产品的北方国家生产, 当这种产品的生产技术逐步变为一种成熟的标准化技术时, 这种产品的生产就逐步转移到要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当更新更好的产品发明后, 该产品也就走到了它生命的最后阶段。

Krugman (1979) 首先把产品周期的概念引入南北贸易模型。但是在Krugman 的模型中, 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变迁是外生的, 而且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也是外生的。Dollar (1986) 基于Krugman 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 而同样基于外生技术, Flam 和Helpman(1987) 将产品的垂直差异引入到南北贸易模型中来。一直到Segerstrom 等人(1990) 之后, 经济学家们才真正开始在内生技术变迁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在Segerstrom 等人(1990) 的模型中, 产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 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就会淘汰一种旧产品。同时, 一种新产品在专利期限到期之后会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而在发展中国家生产, 因而北方国家也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但是, 现实中产品的创新并非像Segerstrom 等人所描述的是一种产品一种产品那样依次进行的, 产品的创新是同时随机发生在各个产业。此外, 由于他们假定专利的期限是外生给定的, 即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是外生给定的, 这样他们的文章也不能说明南方国家内生的技术变化问题。针对Segerstrom 等人( 1990 ) 的缺陷，Grossman 和Helpman (1991) 提出了一个

内生产品周期的模型。他们认为, 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 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 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不过, Grossman 和Helpman (1991) 主要是基于Romer (1990) 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 s)的框架, 这就使得他们的模型更像一个北方创新-南方模仿的模型, 缺少产品周期中新产品完全取代老产品这个阶段。针对这一问题, Grossman和Helpman ( 1991) 将产品质量阶梯( quality ladders) 引入对南北贸易的分析。创新发生在北方国家, 而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表现为南方国家对于北方国家产品的模仿。北方国家开发出新的产品, 然后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南方国家所模仿, 南北方企业之间Betrand 竞争使得北方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北方国家通过研发下一代质量更好、生产率更高的产品重新夺回市场, 将南方企业赶出市场。反过来, 南方企业通过模仿北方国家新一代的产品同北方国家展开竞争, 南北方的经济竞争表现为这种创新- 模仿- 再创新- 再模仿的形式, 产品的质量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邹薇、代谦：产品周期与南北贸易，《世界经济》2004年第10期）

开放条件下几种主要的经济增长模式

（一）Rivera-Batiz-Romer（1991）的经济一体化内生增长模式

他们在1991年的《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和内生增长》两篇文章中解释了为什么参与经济一体化可能加速一国的经济增长，强调两个相似经济的一体化可以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增加。

研究发展部门的技术分成两种：只使用人力资本的技术和使用人力资本、非技能劳动、资本品的实验室技术。在前一种技术中，商品贸易具有水平效应，只有知识的流动才具有增长效应（研究的效率直接提高生产率，研究本身的回报也提高了）；在后一种技术中，结论正好相反。所谓“实验室技术”更符合现实。该模型的技术是内生的，强调了知识在国际间的外部效应和生产的规模递增。

（二）史格斯罗姆-安南特-迪诺波洛斯的南北贸易模式

他们（Segerstrom-Anant-Dinopoulos）在1990年的《一个熊彼特式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中，结合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说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探讨了创新、技术转移、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突破了H-O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南北贸易模型。

该模型指出北方投入资源从事创新，推动了产品生命周期的更新，在南北方之间引起了许多变化：北方工人工资高于南方工人工资，特别，如果北方故意提高工人工资，会刺激北方经济的产品创新；北方工人工资高时，延长产品的专利期限抑制了北方的产品创新；北方对其的夕阳工业实行的保护性贸易关税，减少了创新，不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

（三）Grossman-Helpman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

Grossman 和Helpman在1991年的模型中10全面讨论了世界经济中两国间的长期创新率、模仿率和增长率如何受国际贸易、经济规模以及的影响，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南北不平衡发展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内生技术变量的动态均衡模型，用以说明北方的技术创新与南方的技术模仿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观点如下：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技术转移影响着南方国家的技术进步, 创新与模仿间存在着正向反馈关系；因为北方拥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先进设备，所以技术创新一般发生在北方；南方国家可以在进口北方国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技术模仿，北方的创新和南方的模仿相互作用构成动态均衡。因为每一类产品都存在一个质量阶梯，所以北方国家可以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而获得一段时期的市场垄断。南方国家的有效模仿可以打破北方的垄断，利用成本优势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直到北方的下一个技术创新开始，这样的不断循环形成产品周期。创新带来模仿，模仿刺激创新，南北两方都可以沿着质量阶梯上升。但是，由于北方在发展研究上使用更多的资源，所以北方技术创新的速率高于南方技术模仿的速率，造成南北方存在一个较大的技术缺口。南方厂商通过模仿能够生产新产品，在南方成功模仿的威胁下，北方领导者有不断进行创新的激励。

10

Grossman, G. and Helpman, E.，“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1991）：557-586。

（四）Brezis-Krugman-Tsiddon的国家竞争蛙跳模式11

在《国际竞争中的蛙跳：国家技术领先地位的周期理论》一文中，Brezis、Krugman和Tsiddon对国家的兴衰提供了一个解释：与Olson的累积性的制度刚性观点不同，根据技术变迁的观点，指出后进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可能会延滞对新思想新技术的采用，而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先进国家的领导地位可能被“锁定”，而后发国因为后发优势及选择性干预，更愿意采用那些最初效益不高但潜力很大的新技术，通过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从而证明后进国家的后发优势，不仅体现于跟随性的模仿创新，而且体现于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已有一定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后进国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 “蛙跳效应”表明，历史既有连续性、累积性，又有跳跃性和更替性，先进与后进、发达与不发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发国与后发国是会兴衰交替的。

他们还批评了Romer-Lucas模型的LBD（learning by doing）的片面性，认为巨大的技术突破会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技术的性质，而这种技术突破往往发生在后进国家。当然，蛙跳是罕见的，企业的理性可能导致国家技术发展的“短视”，国家鼓励技术进步的产业是重要的。

蛙跳的条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成本差距悬殊；新技术产生之初，相对于旧技术缺乏效率；在旧技术中积累的生产经验对新技术的用处不大；新技术最终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潜力。新技术的到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制造品的生产，带来了其工资、贸易条件的上升，而发达国家则经历了工资、贸易条件的恶化；最终，出现了转折，两者换位。

（五）有目的进行R&D的Schumpeter模型

这是在H-O国际贸易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一个包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D

11

Brezis, Paul Krugman, Tsiddon. Leap-frogg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 Theory of Cycles in National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

活动的Schumpeter模型。它涉及到产品质量垂直提高、多最终消费品行业、行业间贸易等内容，动态的比较优势成为重要。

Aghion & Howitt在Grossman & Helpman（1991 ）的两要素、两部门产业内垂直差异创新的模型之上改进，提出了一个新的Schumpeter模型。他们认为，国际知识扩散不完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R &D活动，比较优势成为内生。具体如下：

四部门（两种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研究）、两种要素（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两种最终产品（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低技术产品的生产直接使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市场为完全竞争；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使用中间产品；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固定，中间品的生产是不完全竞争的，内生增长作为中间品的质量改进的结果；研究和中间品部门都产生垄断利润，它们都使用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

国际贸易的作用依赖于知识是否传播的，我们假定如此。假定中间品是在技术蓝图被发现的国家生产的，排除了生产和技术许可。

模型给出了关于研究的套利条件和劳力在四部门之间分配出清的两个等式。 模型在理想的状况下得出了FPE（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均衡。

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国际分工均衡模式不是特定的，各国生产的产品种数是由研究的投资决定的，说明劳力的分配（生产／研究）是特定的；由于国际知识扩散、动态优势的变化，资源在研究、中间品、低技术产品部门的分配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在稳态中，各国各自生产世界最优质量“the state of art”的中间投入品总额的一定份额，并投资各国总支出的一定比例用于研究，以保持自己在这些部门的技术领先。这样，标准的H-O模型就转变为动态的技术内生化的熊彼特模型。

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偏向从事研究，技术领先的中间品部门多，高技术最终产品多；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快于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家。但落后国家享受同样的真实消费和福利增长率。

与封闭条件相比，开放条件下，人力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人力资源缺乏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上升。考虑高技术部门与低技术部门的结构变化，人力资源丰富国家的创新速度会下降，人力资源缺乏国家的创新速度会上

升；就是说，由于发达国家利用比较优势，从中间品的产业内部贸易中获取静态利益，但损失了动态利益。

（六）Alwyn Young的模型

Alwyn Young （1991）12受的LBD模型是个李嘉图模型，贸易由技术驱动，而不是由禀赋差异决定。因为，知识、技术各国各不相同；因此，FPE（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不可能实现，我们才有讨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可能。比较优势是内生的，发达国家从事高级产品的生产，更多的LBD机会存在；落后国家从事低级产品的生产，更少的机会LBD存在。更多的人力资本的供应可以导致更多的高级产品的生产，更多的LBD，更快的技术进步。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条件：如果技术鸿沟足够小，落后国家的劳力规模足够大，落后国家就可能追上发达国家。Young的福利分析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从事基础的生产活动，自由贸易妨碍了LBD，无法进行知识积累。Young 发现一国对高技术产业的暂时补贴有可能使其获得长期的比较优势。

按照Aghion & Howitt或Grossman & Helpman的存在国际知识扩散的比较优势理论，贸易的模式由要素禀赋决定，各国有相同的技术进步率，但产出的构成不同；用于高技术生产的禀赋多的国家（发达国家）会从事这种生产多些，它遭受损失，即人力资本多的国家遭受损失；按照Young的理论，如果知识扩散只限于国内，初始技术储量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这两种结论相反。

Alwyn Young（1993）13的发明与有限“干中学”的“杂交”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同时受创新和LBD两个条件的约束。他强调了“干中学”的潜力是有限的，必须和发明结合在一起，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还分析了多种均衡增长的可能，指出发明约束和学习约束共同起作用的均衡增长是一种常态。其它的情况分别对应停滞和发展，在开放的模型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的分工选择上的“干中学”潜力低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增长的“趋同”，或者，即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有所收益，但却失去了动态的福利收益。他把世界分成三部分：发达国家，NIC（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国家（如东亚），发展中

12

Alwyn Young（1991）.Learning by Doing and Dynamic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6:369-405. 13

Younge, Alwyn, \"Invention and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 pp. 443-472。

国家；认为NIC国家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进入技术进步快的新兴行业，而后者停留在技术进步慢的传统行业。

阿尔文.扬(Young，1998)的模型中14，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的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含义是：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为什么二战之后OECD国家市场扩大导致R&D增长缺没有带来经济的增长？

Young (1998)提出了消除规模效应的另一个办法。其思想是：经济增长依赖于产品种类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根据Romer (1990)的模型，经济中的人口越多，生产每个中间产品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大，R&D部门就有更大的激励去创造更多的中间产品。产品种类的增加率取决于人口增长率，没有规模效应。产品质量的提高速度取决于投入到提高该种产品质量上的R&D人员数量。假设经济中R&D人员的数量以及产品种类均与人口总数成正比，则每种产品上提高质量的R&D人员数量与经济规模无关，产品质量的增长率也不存在规模效应。综合考虑产品种类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可知经济增长不存在规模效应。Young (1998)模型中的某种产品还可以理解为某一类知识，由于各类知识之间的异质性，每类知识的积累只依赖于本类知识的存量以及投入到该类知识生产中的

14

Young, Alwyn, 1998. Growth Without St:ale Effe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February, 106( 1 ) ,pp.41 ～ 63.

科研人员数量。由于知识分工的不断细化，新的学科门类不断涌现，导致生产每一类知识的科研人员的数量保持不变。

如果说收入差距可以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技术水平的差距，那么这些生产要素为什么存在如此大的差距？

“后发劣势”概念就是沃森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制度是重要的：产权、收入分配、法律等

1．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厦出版社，1999。

1．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三联书店，1994。 3．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4．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商务印书馆，1993。 6．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005年4 月，美国经济学会将每两年颁发一次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JohnBates Clark Medal）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以表彰他在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等诸多

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