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妓女形象

摘要：沈从文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生活，把勤劳、善良、多情的人物一一摄入笔底。

妓女也是他笔下人物画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湘西边城下层妓女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人生的态度的描写表达了沈从文这位从乡下走向城市的作家的思想取向，展现了特有的地域文化特色。总观沈从文有关描绘妓女的作品，不难看出他作笔下的妓女已成为一种美的化身，是人情美与人性美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沈从文 妓女形象 思想情感 价值意义

沈从文的作品无处不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创作模式，展示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美感。在以乡下人的视角来描绘生活时，他看到的是人情与人性，这一特点在他描写妓女生活时也不例外。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是独特的，她们不是淫荡风流、见钱眼开的烟花女，也不是忍辱含羞、被迫卖身的青楼妹，而是重情守信、勤劳敬业的性情中人。从这些妓女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探寻到沈从文的创作个性，体味出沈从文塑造妓女形象的目的和表达的思想感情。

一、 沈从文的创作个性

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身上流淌着汉、苗、土家族的血液。湘西秀丽的自然风光，使他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眼光，富于幻想，又具有清晰纯粹的一面，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他用浪漫的笔调和深含蕴意的语言，表达美好的不受世俗影响的人情与人性。

沈从文当过兵，经历了“”的影响，目睹了社会黑暗丑陋的一面。正由此而促使他在形诸笔墨时形成了一种追求生活真、善、美的艺术品格。如《边城》中“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和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1] 因此，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情与人性正是他内心所崇尚和呼唤的，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

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认为“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作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这种表现人性之“常”的创作宗旨，决定了他创作亲人性即主要不是从正治经济的角度，而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人生，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2] 这些形成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独特个性。

沈从文的作品大多是以湘西世界为主要题材，并以下层人物为主角，展现他们的生活、思想、爱情等。湘西在沈从文笔下如同陶渊明“发现”的桃源，是令人神往的，但湘西人的朴素、善良、纯情更是世人所不及的。所以，沈从文在《柏子》、《丈夫》中以妓女为主要人物，进而从这些妓女身上折射出他所崇尚的人性、道德价值等具有代表性的精神思想，这正是他追求倡导的，也是他创作个性的深层体现。

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是“”以来文学的历史性特征，新旧力量的对比、斗争构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也被认为是人物典型化的主要特征。但是，作为“山民艺术家”的沈从文则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发掘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特质——自然性。其几十年创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二、 沈从文创作妓女形象的目的

沈从文大量创作乡土小说，并且以妓女等底层人物为主要形象，这并非偶然。当他感受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之后，加深了他认为家乡也同样被现代文明吞噬的危机感。同时，他拒绝都市文化，提出了他的文化理想，一个是不是需要重新恢复，重新唤起他家乡所谓的苗族文化所代表的乡土文化所拥有的生命活力，面对着都市文化的糜烂，是需要唤起他家乡的包括少数民族那种比较原始的、雄强的生命力来做一个补充。因此，他以妓女形象所体现的真、善、美作为对都市文化的回应。

沈从文着力描绘的是乡下的世界，尤以湘西世界为最。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湘西有特殊的感情，目睹了湘西的变化，更在于他内心世界深深地被湘西世界所影响，湘西纯朴的人情，善良的人性，勤劳朴实的湘西人，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都是他所竭力表现的。所以他选取妓女作为《柏子》、《丈夫》、《边城》等作品的主要人物或背景，而非“怀着对人类丑行的羞耻感和两性关系中的商品化倾向的愤怒，以忏悔与同情，来为那些女性们伸张正义。”[3] 众所周知，妓女是人们所鄙视的，然而在阅读了沈从文的有关妓女的作品之后，我们反而会改变对她们的看法，投之的赞同、欣赏的目光，她们所具有的道德品质正是当时世人所缺少的。那么，沈从文创作的目的也就很明显，他不仅要让我们了解湘西世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妓女而清楚地看到湘西人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并作出深刻的反思。

妓女这一形象是沈从文创作宗旨的体现，表现人性之“常”，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审视和剖析妓女，表现出妓女的愿望、理想，以及所持有的人生态度等。通过妓女这一形象既开辟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又表现了他作为一个从乡土走向城市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与众不同的审美视角。可以说，沈从文在作品中描写妓女并非偶然，而是必然，有独特的情愫为依托的。

三、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形象

妓女是私有制社会的特有产物，她们在人格上不，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惨遭蹂躏。许多作家都曾以妓女为题材创作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如曹禺的《日出》就是写妓女（包括高级交际花、低级妓女）的作品，很具时代特色，也将陈白露、翠喜、小东西她们那种生活中或灵或肉的苦痛揭示得淋漓尽致。作者以劳动号子作为背景，来反衬她们生活的沉闷，以男性的活动来衬托她们生活的无奈，作者对她们倾注了无限同情。而同时代的沈从文则从人性的角度赋予了妓女另外的色彩。

沈从文创作妓女形象，有《柏子》中的妓女，《丈夫》中的老七等，各有特色，不仅写出了他内心的隐痛，而且写出了对自然人性的重新审视与哲学思考。

《柏子》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转折。作者写到的妓女是帮助柏子一样的“喽罗”“把一切劳苦一切期望从这些人身上赶去”的人，她们使水手们“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使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居然缺少眼泪，却并不缺少快乐的承受”。

[4]妓女生活在这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做着出卖肉体的“生意”，这是具有沉重生活色彩的事

实。但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将年轻健壮、吃苦耐劳的水手柏子的婚娶权利剥夺，其爱情天地缩小到了只供卖淫而设的吊脚楼上，他们的同病相怜产生了强烈的爱。痴情的妓女对柏子竟是那样的信誓旦旦、感情专一，而城市的柏子对这位妓女也是那样的情投意合、忠贞不二。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一种金钱和肉体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纯洁灵魂的结合。是一种不受道德羁

绊、法律约束的爱的实现。这可以从柏子的感觉中看到他与这位妓女在非人生活中获得的一点慰藉：

妇人的笑，妇人的动，也死死地象蚂蝗一样钉在心上，这就够了。它的所得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了。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地做工，高高兴兴地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了前前后后的希望，今夜所“吃”足够两个月咀嚼，不到两个月他可又回来了。

[5]

这种爱虽是畸形的处于人生夹缝中的苦涩的爱，但是他在诚实的柏子心头唤起的感受确实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不合理制度加于他身上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正是这种非人生活中的温情支撑着妓女的精神世界，在生活中有了一份隐隐的牵挂，体现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丈夫》叙述了一个乡下男子到河船上去探望被送出“做生意”的妻子一日夜的遭遇。在这河船上，寻欢取乐的兵士，自称妇人干爹的水保，仗势欺人的巡官，都可以当着丈夫的面，公然声明对妇人的占有。在这里，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奴隶，人的两性关系成了纯然的商品买卖关系，人的性行为不再是人的行为，而成为金钱的等价物。

应该看到女主人公老七的卖淫行为尽管究其本质已悖于人类天性，但在她及乡下人的眼里几乎就是一种“不与道德冲突”的普通工作，故此这一行为在特定意义上还不具备人性扭曲的属性。但由于她所居的妓船是在“城里”，而是“做生意”的乡下妇人，经过一些时日的耳濡目染，精神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不仅衣着打扮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换上“城里人的神气派头”，而且去了“在乡下做媳妇的羞涩神气”，“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于是妇人毁了”。

[6]

她由被动地承欢变成主动地适应，内部精神被蚕食，生命已如残烛

待尽。所以《丈夫》不仅是男性尊严的复归，而且是女性精神的蜕变。

《丈夫》中的老七不象那些只有动物本能的老妓女一样被恶德毁去。尽管身为妓女，她依然不失人性。“保留着那乡村的纯朴气质”，依然尽妻子的义务对待丈夫。当然，她们的人性有待进一步觉醒，她们做到了，丈夫“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象小孩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俩夫妇一早都回转回乡下去了”。[7]

沈从文让老七回家，意在告诉我们纯洁依然应该在农村，也在告诉我们一个未了的理想人生的梦。

四、沈从文作品中妓女形象的特点

妓女在各个时代都具有相似的特点，她们是处于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底层的被损害、被侮辱、被蹂躏、被剥削的妇女。然而沈从文作品中的妓女却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并从这些特征中刻意地展现了正直、善良、其人性美和人情美。

思想性格

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是热爱生活的，有感情的，并对生活寄予深厚的希望。她们不只是靠出卖肉体换取金钱的单纯的妓女，是有思想，有人生目标的。她们没有被的物欲吞噬灵魂，也没有淡薄道德的尊严和人性的敏感。

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是善良的，具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同时也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丈夫》中，老七把自己卖身赚来的钱交给丈夫，并尽妻子的义务对待丈夫；《边城》中的妓女比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人更可信。湘西的妓女是真善美的统一，她们的思想是纯洁的、真切的。

沦为妓女的女性思想是盲目的，可我们看到湘西的妓女却是有目标、有追求的；她们不仅不让我们鄙视，反而让我们有了几分同情和尊重。这就是湘西妓女思想里所折射出来的一种光芒，也应合了沈从文为表达他的乡土情结的又一成功之处。

爱情观

妓女不仅出卖着自己的肉体，同时也在出卖着自己的灵魂。在长期的肉体交易中，她们的思想变得麻木，眼光变得短浅，精神变得萎靡。然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妓女却非如此，她们有所期待。水手离去之后，她们数着日子盼水手回来；几个妓女之间互诉心事；关心着家里的东西及丈夫。她们的心是热切的，是有着寄托的。

她们的爱情是坚定的，是纯洁的，并且带有一种地域特色的。湘西妓女的爱情观是坚贞不渝、自始自终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妓女所具有的爱情观，正是他所要主张的、推崇的，思想精神上的坚持超乎于物，这正成为作品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也是“人性”所追求的，更是表现人性之“常”。妓女的爱情由此变得朴素，更是不受世俗所影响的。

人生观

环境是决定人思想行为的重要因素，对人生观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湘西人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纯洁高尚，自然而然地在每个人、每类人身上都能得以体现，妓女也不例外。妓女所具有的正直、善良、诚信的观念在湘西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不仅反映了湘西人纯朴的一面，更是对湘西人情与人性的一种肯定，妓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从某种意义来说，妓女的人生观却成了一群人，一个地域人的人生观的代表，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沈从文在把人情美与人性美结合时所追求的精妙之处。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出妓女虽然以出卖肉体为生，但并未失去人最本性的一面。

沈从文在确定妓女的人生观时，也是以其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并由此而萌生的对人性的追求和塑造，在妓女身上乃至湘西这类人身上的体现。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作品中妓女的人生观正是世人所提倡的，正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人所缺少的，他倡导追求人性之“常”，却已经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表现出人性之“常”了。

价值观

沈从文作品中的妓女思想是单纯的，目的也是很明确，只是为了生存，过平凡的生活。她们是讲信义的，是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的。妓女们的价值标准，首先是精神上的标准，或者说是道义上的标准，就是讲诚信和知羞耻，其次是物质上的标准，她们并不在乎金钱的多或少，而是在乎物质是否符合自身所需。如《柏子》中柏子到妓女处去，妓女向他要粉的过程，不仅说明妓女所需的是粉，也说明她是爱美的，对生活，对世界还是充满期待和幻想的。

妓女虽然是社会最底层，社会弊端的表现，但在沈从文笔下的妓女不仅对自身、对家庭、对社会都是充满美好向往的。而且有自己的处世标准：正直、善良、诚信，按着自己的标准严格地审视着这个社会，更按照这个标准走着自己的路。她们是社会的最底层代表，可她们却又非一般人可比，正是由于此，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才具有湘西儿女悲喜交加的丰富人生。她们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不经意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沈从文作品中妓女形象形成的原因

妓女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深受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处于社会

最底层。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建社会时期，妓女是弱势群体的代表，是底层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妓女形象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让人类深思其产生的原因，并且通过妓女表达要反映的主要内容。

沈从文在作品中塑造妓女这一形象，不仅在于他对人性的探索和寻求人的改造的方法，还在于揭示妓女在湘西世界产生的社会环境，民俗民情等以及为妓女思想性格和世界观的形成提供依据。

社会环境因素

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弊端暴露无遗的时代。劳苦人民艰难地维持基本的生活状况，军阀混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经济上不能，致使他们被社会现实所控，又不得不依赖于现实社会，于是女的走上卖身之路，男的去当水手。这时他们所处的不公平社会使然，正如老舍先生的《月牙儿》中的月牙儿一样，“当初母亲为了了扶养月牙儿而不得不卖身，而后月牙儿为了赡养母亲而卖身。”[8]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地位低下，更加剧了他们悲惨的命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层人民的地位是卑微的，妓女的命运更是可想而知。沈从文在塑造妓女形象时，把妓女放到湘西这块似乎宁静的世界里，把环境缩小，甚至把湘西脱离当时社会以达到不受世俗影响的人情美与人性美总的展现和以乡土小说回应都市文化的体现。

妓女还是在那种环境中生存，社会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依旧存在，并且决定了她们的思想性格以及世界观在此种现实中形成。社会是个大舞台，在这个特定的大舞台上，她们只能扮演那种角色。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有因家庭环境所逼而为妓的，有的连家也没有，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还是在于社会的混乱，政治的腐朽导致民不聊生。虽然她们的世界观是单纯的，不受世俗所影响，但无论如何也脱离不了社会的大环境，始终受社会环境的左右。人性美与人情美也只有沈从文在寻找关于人的改造的方法时才能在妓女身上体现。

民风民俗

湘西处于川湘交界处，自然风光秀丽，人文景观浓厚，湘西人以水以船为生，这种特殊生活方式，形成了淳朴的民风民俗，“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9]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才形成了这般纯朴的民风民俗。

环境影响人，造就人，妓女生活在湘西这片民风民俗浓郁的土地上，总会受到自然万物的洗礼，以及世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渐渐有了自己的人生观、爱情观、价值观，虽受世俗的影响，但在内心根深蒂固的思想是难以改变的。自然陶冶人，自然塑造人，正如沈从文这位从乡下走向城市的作家一样，时时把自己放在乡下人的位置上，因为他思想里深深地被自然所影响着。妓女们思想性格和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受到湘西自然环境的影响。

妓女形象形成的原因是由社会环境、民风民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向读者展示一个小小的湘西世界，由此也引起了人们的思索和探究。他塑造的妓女形象，不仅在宣扬人性，寻找改造人性的方法，同时也揭示出社会的弊端，并在这种弊端下完美结合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意义。

六、沈从文作品中妓女形象的意义

沈从文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佬的性情，

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10]他的题材取向与他的人生道路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色认知相关。他依恋于对“乡下人”生活的体认和再现，从而使他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作品中“乡下人”的道德面貌和人生形式与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由此湘西世界成为他思考和寻找人性的依托。所以沈从文作品中描绘的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水手、渡船人、妓女，通过他们来寻求关于人的改造的方法。

因此，沈从文作品中通过对妓女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重塑妓女的人格乃至灵魂，以达到对人性的探索和改造。沈从文把妓女描绘成有情有义、诚实守信的一个群体。在探索人性问题上，妓女作为社会丑恶的一个表现，而从妓女身上找出闪光之处，正是他所要追求的和努力寻找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体现。

妓女在其作品中自然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妓女，而是具有了特殊内涵，表达某种思想的代表或媒介。虽然妓女处于社会底层，但她们已经是作为一种人性的反映，我们从中能深刻地感受到妓女们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当时社会的弊端之间的对比，进而更进一步明确妓女形象在作品中所处的位置和对作品所表达的主题思想的影响，通过对妓女人性的探索与改造，转而推广到所有人的身上，以求达到沈从文关于人的改造的方法的总结，这就是妓女在作品中的意义之所在。

妓女的爱情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单纯的，是在湘西纯朴的民风民俗的熏陶下而形成的。我们在肯定其至情至理的同时，被其表现出来的人性品格和对生活充满希望的赞同。虽然妓女身处社会底层，但她们的思想性格却非奴性，她们也积极乐观，诚实守信，自然成为人性里真善美的代表。正是她们的真、善、美的人性，才具有了有情有义的品行，从而在湘西的环境里，她们成为了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沈从文创作个性转变之后，力求达到的和极力宣扬的。人性美与人情美的完美结合——妓女形象，其意义也就在于从道德角度出发；为湘西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并观照民族重造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4],[5],[6],[7],[9]杨芳芳选编.沈从文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P250,P92,P5-6,P8,P75-76,P250,2004.2

[2],[10]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P204,1999.8(2002重印)

[3]陈思和主编.文学中的妓女形象:序[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P3,1990.2 [8]陈思和主编.文学中的妓女形象[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P124,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