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转轨的起始条件看，两国无论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僵硬的计划调节手段，条块化、行政化的经济组织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一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转轨之初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⑤] 苏联国民经济基础比中国雄厚，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远在中国之上，这是俄转轨的有利条件。
二、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差异
虽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均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但两国转轨的战略目标选择上却有很大差异。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基本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放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的产权制度为基础，否定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反映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或自由货币主义)学派的意识形态。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经济转轨的目的，是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是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我国确立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转轨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特征是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强调国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三、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不同
俄罗斯1992年开始推行以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式改革：经济活动全面自由化；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通过私有化，迅速实现经济制度改革，发展市场基础，把国家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运行中清除出去；经济全面对外开放。在紧缩银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开物价，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供求；推动贸易自由化；实行卢布的可自由兑换；迅速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自由市场经济奠定产权制度基础。由此，俄罗斯的经济体制转型作出了“新自由主义”的路径选择。俄经济转轨采取“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方式，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同步进行，价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全面否定前苏
联的经济制度。
与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不同，中国的经济转轨基本上是采取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渐进”方式。80年代初，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快速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984年后改革中心由农村转向城市。 在国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1989年试行和实行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制，1987年十三大后，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调放结合”原则推进价格改革，1990—1992年坚持和完善承包制，积极试行企业放开经营、全员风险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税分流和租赁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肯定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进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随后进行了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管理体系，形成了以市场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非国有经济所占份额逐步扩大，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正在形成。
四;经济转轨的绩效比较
经过10多年的经济转轨，俄罗斯在产权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多元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转轨的实际绩效而言，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增长，市场经济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1． 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比较
自1992年全面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经济陷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生产迅速滑坡，投资急剧下降。自转轨以来，短短几年，投资减少3/4，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近50%。转轨十年俄国民经济年均下降7.7%。俄罗斯综合国力明显下降，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农业生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个国民经济倒退20年。由于投资急剧萎缩，俄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畸形，企业设备严重老化，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近年来，大量出口导致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日益上升，2001年，能源原材料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50%和出口总额的80%，以及投资总额的70%。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极低，其高端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低于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 。同时，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宏观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关系由1978年的
28.1:48.2:23.7变为2009年的11.3:48.6:40。同时三大产业从业人数比重由1978年的70.5:17.3:12.2变为2005年的44.8:23.8:31.4。 随着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2．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1992年1月放开物价后，俄罗斯的通货膨胀急剧恶化，最高时达到4位数。随着经济的持续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而通货膨胀也导致居民银行储蓄缩水50%。生活状况迅速恶化，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从1991到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30%-40% 。目前，俄罗斯全国仍有近3000万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与此同时，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3．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比较
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折和变革，不能不付出代价，但俄罗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经济急剧下降，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失业率上升，社会问题严重。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发展报告》统计，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标准。截止1999年底，俄全国有1/3的人口，约5000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贫困线以下，失业人数达870万。经济滑坡导致社会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压力增大，自杀率上升，人口平均寿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 另外，经济活动的无序和失衡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寻租”活动猖獗。再加之政治斗争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普遍不满和怨愤，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精神道德的失落，从而导致滥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种消极社会现象的出现。
中国由于采取渐进的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尽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贫富悬殊、失业、腐败等社会问
题也愈加突出，但由于经济的较快增长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中看到国力的强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会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总体上社会能够基本保持稳定。3、 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自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持续复苏的积极迹象，但由于制约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当前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机后的恢复性增长，其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内需的拉动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稳定。 同时，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很多困难和危机。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还很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扭转。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据测算总数大约有1.5至2.1亿人。 中国社会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无疑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标准，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失业现象日趋严重，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加，而且老龄人口比重日趋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这一切都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利益，中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明显。而且进一步经济改革中，深化产权改革、结构调整、“三农”问题将日益突出。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
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
不加速解决，无疑会影响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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